序言：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逝世49周年。老人家并没有离开我们，因为我们不会忘记他带我们走向光明的历程。今天，我们学习老人家的思想、回看他带领我们走过的路，汲取历史经验、吸收历史智慧，将老人家开辟的道路继续推向前进，才是在做对得起老人家的事情。

    笔者认为，毛泽东主席开始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的标志，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虽然对革命道路也进行了探索，但是并没有找到在中国带领工农群众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毛泽东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带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逐渐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道路，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摸索出了在这个拥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人口的古老的东方大国带领红色革命力量长期发展壮大并夺取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今天，我们重温这一时期主席的著作，为的是汲取主席著作中的智慧、学习其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以表达我们对老人家的缅怀。

    实践探索中的理论创新（1）：工农武装割据政权能够长期存在

    秋收暴动后，毛泽东主席果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决定，决定率领工农革命军剩余部队转移到敌人的薄弱环节——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附近，并在这里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大革命以来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时，正如老人家所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面对这一特殊现象，老人家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特殊的理论分析。

    老人家指出：“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老人家的思维方法，值得我们仔细学习：第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实际情况出发，这就体现了实事求是思维；第二，分析近代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特殊矛盾——分裂剥削，进而得出了乡村工农革命根据地人口可以不依赖于城市经济而独立生存的结论，这就体现了矛盾——对立统一思维；第三，分析了世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进而分析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扶植的军阀之间的矛盾，从而正确认识了红色政权和白色政权之间的矛盾、认识了白色政权内部各个集团的混战与红色政权长期存在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立统一思维，而且体现了看问题从全局出发、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辩证关系的战略思维。老人家这段话，蕴含着值得仔细分析的智慧。正是通过特殊矛盾分析的思维、实事求是的思维、对立统一的思维、全局战略思维，老人家得出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中国农村红色政权可以长期存在的结论。

    老人家还指出：“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段话体现的，仍然是对立统一思维与全局战略思维——对立统一思维，体现在对民主革命与红色政权诞生地点的矛盾关系分析之中；全局战略思维，体现在对小块红色政权的发展与全国政权关系之中。在后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建立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可以长期存在并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其他农村根据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除了这些条件，主席还指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存在以及共产党的政策的正确这两大条件。后来，主席指出：“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这些内容更为全面、具体。主席正确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问题。《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标志着主席探索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可以长期存在”这一正确思想。毋庸置疑，这是主席理论创新的重要一步。

    实践探索中的理论创新（2）：初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政策与战略

    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方针政策，主席指出：“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革命、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是主席领导的红色革命战争与历代农民起义根本不同的重要标志；集中兵力、反对分兵冒进，则是了主席探索革命道路初期形成的重要战略思维。

    主席这时的军事战略思想，除了集中兵力，还包括这些重要内容：“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主席论述了这些重要军事思想：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战略方针；不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提高对危险的警惕，注意发展足够雄厚的中心区域坚实力量；避实击虚，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捏。从主席亲自指挥革命战争的实践探索中总结出的战略思想来看，主席当时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当时“高级领导”们热衷于占领中心城市的错误思想。打什么“更有意义”？主席的回答：不是打城市更有意义，而是打薄弱环节更有意义。

    可见，在这一时期，主席已经初步拥有了正确的战略思想：战略上藐视敌人，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以弱胜强、以一敌十，战役战术上则避实击虚、以强胜弱、以十敌一。这一战略思想后来逐步发展为了中国革命战争完整战略、抗日持久战略、抗日游击战略、十大军事原则、零敲牛皮糖......在主席的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人民军队成功打败了国内外强敌，以大量战役上的以强胜弱实现了战略上的以弱胜强。

    实践探索中的理论创新（3）：将革命工作的中心根本上转移到了农村

    主席正式提出以农村为革命工作的中心，是在他1930年初给林彪的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中。主席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主席丝毫不提“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但是提到了在农村消灭剥削的“土地革命”（特指“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并特别提出深入农村土地革命、波浪式的发展政权的道路对于全国群众就像当时唯一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俄对于世界一样——这标志着农村工作在主席看来正式成为了比城市工作更重要的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主席这一观点，与“左”倾中央即使坚持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也要求农民运动必须为迅速占领中心城市服务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

    主席在这部著作还指出：“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主席所说的“城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城市，而是近代中国依赖农村经济、以农村经济和农业人口为主、以手工业为辅的特殊地区，与产业工人集中的近代城市没什么关系。例如，寻乌就是典型的“城镇”。所以，在寻乌，主席“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0年，三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在《寻乌调查》中绘制的调查图表显示：寻乌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最主要的人口就是农民，而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主的总和仅仅占百分之十一。可见，主席所讲的”攻占城镇“，并不是占领产业工人集中的近代城市，而是占领以农业经济为主但是存在相对活跃的手工业和商业、农村因素远远大于城市因素的地区。

    根据上述内容可见，毛泽东主席在实践探索中进行理论创新，明确提出农村革命根据地可以长期存在、农村革命根据地需要在避实击虚的军事斗争中存在、中国革命长期工作中心应该在农村——更有意义的工作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薄弱力量与农村革命工作，而不是占领产业工人集中的近代城市。“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较俄国当时（更）为（困）难。”（《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而创造出了克服这一重大困难的唯一正确方针、对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决定性领导贡献的，就是主席。毛泽东主席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思维方法，值得我们仔细分析、学习；主席探索这一全新道路时创造的军事战略，更是今天的人民解放军丢不得的根脉，是中国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的重要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