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刘少奇在马列学院做过一个系统的演讲，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刘少奇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包括思想和理论修养以及伦理道德的修养。而党性修养的基础和核心则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也就是后来被人们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丁玲，就不难看出她的某些差距。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延安文化界队伍的不断扩大，延安先后建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丁玲根据党的安排分别担任了这两个机构的领导工作。这些机构的建立除了在组织上有助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外，在文化上当然是为了推动革命文化的建设和革命文艺的创作以发挥如毛泽东所一再宣示的“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作用。然而在工作实践中，丁玲似乎忽视了毛的多次明示。曾经写过《彭德怀速写》和《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的她，这时却写出了《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两篇以揭示革命根据地内部现实问题为主旨的作品。写出这样反映现实生活矛盾的作品，表示了丁玲作为一个受过五四启蒙思想熏陶的作家仍未忘记文学创作理应着眼于人文关怀的基本使命。从文学的层面上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更为成功也更为深刻。但从政治层面上说《在医院中》则更为尖锐和敏感。诚然，这样的作品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后实在也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问题，但在当时当地，在革命根据地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包围之中，革命队伍还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外界对革命还了解甚少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对革命而言或许还是弊大于利。当时重庆的国民党宣传机关之所以要利用《在医院中》做反共宣传，原因也正在于此。按毛泽东“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理论，《在医院中》这样的作品至少是革命所不需要更不能提倡的。
不过在丁玲写出《在医院中》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文学泛政治化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延安的高层也还没有注意到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关注这一点。因为那毕竟只是一两篇小说而已，影响面并不很大。也正是在这种人们都有些忽视的情况下，丁玲沿着自己传统的文学思维定势继续前行。1941年春，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后，丁玲被挑选担任了文艺版的主编。就在这个延安最引人注目的文艺阵地上，丁玲几乎未经深思熟虑便按照既定的文学思维经手发表了一些反映延安现实生活存在的所谓阴暗面的作品。特别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及丁玲自己的即兴之作《三八节有感》。虽然从文学的角度说，它们都是立足于现实充满了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品，传承了鲁迅的精神，但从现实的政治角度来说，它们却是触动了这“革命圣地”延安的部分脆弱的神经，因而立即引起了高层某些人的恼怒。首先是两位将军的发难，矛头直指王实味和丁玲。偏偏国民党又把其中某些作品当作反共宣传品大量翻印传播，更是火上浇油，引起了更高层的强烈不满。其实政治家和艺术家都是很敏感的，在此之前，王实味已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指出由于各自任务的不同和观察问题着眼点的差异，政治家和艺术家就会各有自己的优势与弱点因而必定会产生矛盾与分歧。他希望政治家和艺术家都能各自尽责共同完成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历史使命。王实味是过于天真了。丁玲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敏感的人，她可能还不了解就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后，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这篇文章。当王实味在研究院召开的整风动员大会上发言激烈批评院领导李维汉的讲话后，李的讲话竟被大会以84对28票的绝对多数所否决。在研究院办的墙报上，王实味又写文章指名批评李维汉并引来了大批参观的人群。王实味因此而成了延安风云一时的人物。这种情况很有些像后来的1957年春夏之交的态势。毛泽东对此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于是迅速采取了措施。正如三年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所说：“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出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整风运动 丁玲经受了严酷的“洗礼”
延安整风运动以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开端，高潮是在1942年。由于肃反和审干运动也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和延伸，这一规模空前的运动直到1943年年末或1944年年初才基本结束。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评价，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复杂的问题，最近几年学术界已有一些深入的探讨，这里不可能详加辨析。这里只想从延安整风运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它对丁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角度做一些历史的陈述，说明丁玲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思想上经受了一场怎样的严酷“洗礼”以及在文学道路上怎样转轨改弦易辙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延安整风运动的初期，主要目标无疑是为了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实际上是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推行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这个目标自然是正确的而且是比较快地实现了。与此同时则是要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无可争议的思想权威和领袖地位。然而随着上述目标基本实现，从1942年初开始，整风运动便逐步向纵深发展了。其标志之一，就是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中，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同时，就竭力把批评的目标转向了知识分子的群体并过分地贬低书本知识的价值。他的结论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认为知识分子即使有一些书本知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学习和掌握书本知识并不困难而且可以说是最容易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评价知识分子并且明显地包含着某种轻视和蔑视知识分子的意味呢？这倒未必是他在认识上的偏颇或是偏见，因为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出身并具有极丰富的书本知识。他之所以要在整风运动过程中突出批评知识分子并竭力贬低书本知识的价值，其主要原因还是出于政治上的某种考虑和需要。众所周知，延安本是一个又穷又落后的小城。但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就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从国统区各地不断来到延安。据统计，到1938年年底就已有约2万人进入了延安各类学校和大小机关。一时间宝塔山下，延河岸边，随处可见知识分子频繁活动。这些人起初几乎都抱着一种“朝圣”的心态，视延安为革命圣地，对革命抱有若干不切实际的幻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延安的实际存在和他们起初的想象自然便有很大差距，于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便逐渐暴露了出来：自命清高，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看不惯工农干部的某些缺陷，一有不满就发牢骚，等等，于是在干群之间，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矛盾便凸现出来。尤其是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例如某些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其言行往往具有一种居高临下傲气逼人之势。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敏锐警觉。如不及时遏制势必会造成严重后果。或许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他才在整风报告中突出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问题并竭力贬损知识分子及其所有的书本知识的价值。
为了有针对性地整顿延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1942年初分别约见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这些人也大都坦诚相告。例如艾青、萧军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就都直言不讳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与建议。也正是在毛泽东以虚怀若谷的姿态听取作家和艺术家们意见的这一段时间里，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版上却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批特别引人注目的文章：《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论同志的“爱”与“耐”》《还是杂文的时代》等。这一下矛盾就立即激化了。王震的公开指责最具代表性：“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也随后表态：“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于是在王实味和丁玲等人所在的组织单位立即召开了名为学习讨论实为批判声讨的各种会议。在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上，此前曾经得到多数人赞赏的王实味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是一位政治战略家。他在点名打击王实味的同时，又保护了就其所写文章的性质而言和王实味并无根本区别的丁玲。因为丁玲是最先来陕北的知名作家，是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和毛的关系也一直比较密切。保护丁玲具有包括策略需要在内的多重意义。因此丁玲虽然也受到了批评，但其政治地位却并未受任何影响。她仍被任命为文抗会整风运动委员会的主任，让她来主持文抗会的整风领导工作，包括主持对萧军等人的批判会。在随后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当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时，毛泽东又特别招呼丁玲要她坐在离自己更近的位置。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丁玲深受感动。丁玲本是性情中人，一直以来对革命对党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格外礼遇更是充满了由衷的敬意。当她在文艺编辑和创作活动中出现了问题并且受到严厉批评之后，党的组织和毛泽东本人不仅没有把她和王实味相提并论，相反却对她如此关心和爱护。这就使她在感激之余，更在思想和理论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的所有观点，并且虔诚地奉为经典守则。例如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作家必须进行彻底改造以及改造应该是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的观点，丁玲就公开著文积极响应说：“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而要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在这里，丁玲不仅表达了自己接受改造的决心和态度，而且劝告所有的作家都不要自尊自傲，不要像艾青那样要求别人“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又例如毛泽东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家与党的关系的论述，丁玲都是坚信不疑并且把它们概括为自己的终身信条：“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
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是1942年春夏之交的文艺整风运动，让丁玲在精神上经受了一场严酷的“洗礼”。无论是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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