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初期，一些左翼电影精英从国统区大城市奔赴陕甘宁边区，成为最早的延安电影人。以他们为核心，中共中央于1938年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习称延安电影团)。延安电影团以简陋的设备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生活、战斗场景，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上海的电影业在战火的威胁下全部歇业，大批进步电影从业人员纷纷离开上海。著名左翼电影人袁牧之、陈波儿(共产党员)、钱筱璋三人离开上海前往南京。找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表达了希望赴陕北拍摄红军的意愿。叶剑英介绍他们三人去武汉找周恩来。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见了袁牧之等人，肯定了他们想去延安拍摄影片的设想，但由于暂时条件还不具备，建议先到刚改组成立的中国电影制片团去参与阳翰笙编剧的影片《八百壮士》，以促成这部宣传抗日的影片早日完成。1938年春，周恩来约见了袁牧之，派他去香港购买电影器材。在廖承志的帮助下，袁牧之从香港购买到一台16毫米电影摄影机及近万英尺的16毫米胶片后，返回武汉。

　　1938年4月初，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世界著名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来到中国战场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在拍完“台儿庄战役”部分后，伊文思计划到延安拍摄八路军的镜头，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后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建议下，伊文思来到西安，打算从这里再设法去延安。谁知到了西安后，伊文思的行动受到了更多限制，找机会去延安的计划也泡了汤，只好失望地又回到武汉。不久，伊文思在武汉见到了周恩来。拍摄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开会的情景和林伯渠、周恩来及叶剑英等人的镜头。伊文思向周恩来提出会见中国进步电影艺术家的要求，周恩来推荐了袁牧之。

　　袁牧之告诉伊文思，自己即将离开武汉去延安，拍摄有关抗日民主根据地及八路军敌后抗日活动的纪录片。伊文思慷慨表示，准备将自己使用的一台“埃姆”35毫米电影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送给八路军。袁牧之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他说，国民党特务可能已经注意你了，你不能去伊文思那里取摄影机。袁牧之经过考虑，提出派信得过的电通影片公司摄影师吴印咸去接受这批器材，周恩来同意。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吴印咸乘车来到汉口郊外的秘密约定地点，伊文思亲手将摄影机和胶片交给了他。

　　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的安排下。袁牧之和吴印咸筹备到了拍摄电影的最基本的器材和胶片。但是没有照相机。当时，吴印咸因为失业，经济上十分拮据，但是他知道党的经费非常紧缺，就不声不响地用自己有限的钱买了三台照相机带到延安。一台是德国“维阿他”135相机；一台是德国“伊可弗莱斯”120双镜头相机；另一台是专门拍摄4英寸以上照片的木壳照相机，后来因为在延安搞不到专业胶片，改作放大机使用。吴印咸用另外两台照相机在延安和华北抗日前线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1938年8月中旬的一天，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袁牧之和吴印咸离开武汉前往延安。袁牧之原来设想还有些同志要一起去的，但是党组织考虑到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很多人同时离开武汉的抗战电影工作。齐赴陕北，目标和影响都太大。容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所以决定其他同志暂时留下，以后待机分别再走。8月28日，袁牧之和吴印咸到达延安，来到八路军总政治部报到，见到了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

　　在袁牧之、吴印咸等专业电影艺术家来到延安之前，陕甘宁边区曾于1938年4月1日成立过一个电影组织——边区抗敌电影社，高朗山任主任，赵品三任副主任，并确定了“拍制抗战影片”、“摄制前方抗战和边区生活等新闻照片”的工作任务。但抗敌电影社并未开展实际活动，而且在电影团成立后即解散了。

　　1938年9月，电影团在延安成立。谭政兼任团长。总政秘书长彭加伦和总政宣传部长萧向荣先后具体领导电影团的工作。电影团成立之初的名称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1942年5月13日，为统一晋绥边区与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指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政治部。电影团整建制编人联防政治部宣传部，改为“联政电影团”。“联政电影团”日常通称“电影团”。直至离开延安。后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便于称呼，特别是为强调电影团及那个时代的意义和影响，就习惯称之为“延安电影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