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禁牧之初，很多农民责问这位郝书记：“凭啥老祖宗几辈里都放羊，现在你就不让放了？”有人甚至扬言要赶着羊到他的办公室去。

    “只要找到我办公室的，我都把人请进来，倒杯水，发根烟，算本账。”郝飚说，“以吴起当时的环境，１８亩天然草场才能养一只羊，但是人工种植的草场，一亩就可以养两只羊。相差了几十倍啊！”这本账，坚定着他退耕禁牧的信心：有阻力有困难也要把这事做下去。

    于是，他把这笔账反复再算给来找他“算账”的群众听。“你说老祖宗几辈都放羊，那你富了吗？你要富了，就按你的路子走；你要没富，就按我的路子走。”但是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外界的质疑声、挖苦声却始终没有断过。

    有理不在声高，关键要有科学依据。吴起县政府先留下两个乡不参加退耕，以备日后进行效果对比。结果一年以后，退耕的效果开始显现，原来曾为禁牧上访的群众，又找到县委，强烈要求把他们也纳进来，最后这两个乡也“挤”了进来。

    延安生态之变，离不开延安市委、市政府几届领导班子“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时任延安市长的王侠是位做起事来有韧劲、有拼劲的女同志。当延安市下决心在全市退耕还林１０００万亩时，这对一个当时经济主要还是靠农业的地方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不小的冒险。她至今记得一位长辈专门打来的电话和那担忧的语调。

    “要干成点事，就要有那么一种忘我精神、那么一股昂扬斗志、那么一种科学精神，这就是延安精神的传承。”王侠和她的同事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延安市科学决策制定了《延安市退还林管理办法》等多项有力措施，并成为后来全国推广的政策框架。

    有了好的政策，更要有好的执行。她不但逢会就讲、逢人就说，而且还身体力行，只要看见有羊在山上，她会立即停车，把羊牵到路边，把当地干部找来，手拿禁牧的乡规民约“问责”。有时，村干部被逼问得不好意思地辩解说：“羊是到沟里溜达一下的”。“溜达一下也不行。”看到王侠如此认真，村民也都愧疚地把羊牵回了家。

    延安好了生态、富了生活。时隔多年，王侠自豪之情仍溢于言表。她告诉记者，延安的降水量，从过去的３００毫米／年增加到如今５００毫米／年；过去一刮风昏天黑地，现在却不见沙尘；尤其是说到，有一次她看到农户家牛棚中竟然开出了小汽车时，禁不住笑了起来。

    现任延安市委书记姚引良说：“延安市委的几届班子，虽然政策有微调，但不变的是对改变生态环境的执着追求，这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

    有人说，延安之林，屹立的是一个个大写的“延安人”。在延安市宝塔区有一片红军林。在２０多年的时间里，老红军郭志清凭着一把老镢头和一盏马灯，硬是绿化了上千亩荒山。

    １９５１年，郭志清因病复员回到家乡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王家沟村后，长期任村干部，对守着荒山过苦日子有深刻的体会。从小就喜欢栽树的郭志清认识到，村里人受穷，主要是因为这里没有树、没有草，生态环境太恶劣。他说，好日子是等不来的，得靠我们自己用双手才能干出来。

    １９８４年，宝塔区鼓励当地群众个人搞小流域承包。当时，村里人都不敢承包，担忧是花费大、时间长，就是豁出命干也不一定能干成。已到花甲之年的郭志清第一个站出来，承包了距村３公里的韭菜沟。

    当时的韭菜沟土地贫瘠，沟内光秃秃的峁洼梁包围着一条支离破碎的荒沟，兔子不出没，野鸡不光顾。

    “我公公（郭志清）那时候把家里的牛、羊、驴等，能卖的都卖了，就为了包山种树。家里人不同意，他根本不听。吃住都在沟里，拉都拉不回来。”郭志清的儿媳妇苏世红说，“公公的腿留有早年落下的风湿，走起来一瘸一拐的，我们做儿女的都很心疼。”

    不听劝阻不顾讥讽，郭志清一干就是２０多年。

    他每天扛着镢头修路、整地、打井、栽树，常年奋战在荒沟里。夏天，他被暴雨浇得浑身湿透；冬天，寒风刺骨，手脚冻裂，渗出斑斑血迹，他就用胶布缠上，继续干。他没有一天不种树，就连腊月二十八还在挖坑。

    ２００７年的冬天，８３岁的郭志清老人去世了。家人们说，即使在病榻上，老人依然念着韭菜沟，惦着他的那些树。

    郭志清１９３７年３月参加革命，先后在原延安县保安科、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保卫团、十二团任警卫员。而在新时代，他却为了延安大地重披绿装，献出了自己原本可以安乐的晚年时光。他种了２０年树，却没有要过国家的退耕还林补贴。苏世红说：“老人不要国家的钱和粮，只要给子孙留点绿。”

    现在家人们在守护着老人呕心沥血种下的林子，要让这片“红军林”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如今的延安，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局部区域生态良性好转。但这里仍然是陕西生态较为脆弱的地区之一。２０１３年１月起，延安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延安将用４年时间，自筹资金３０亿元，以每年５６万亩以上的进度实现延安陡坡全绿化，林草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