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革命圣地延安的延水河与宝塔山。(中红网江山摄)
二十一世纪初革命圣地延安的延水河与宝塔山。(中红网江山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主席给120师干部作讲话。(红色图库)
中红网陕西延安2011年10月31日电 一、父亲记忆中的天主教堂 经常有人问我,你的老家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若说父亲的家,那是在延安市桥儿沟,准确的说是天主教堂。老家却是子洲县境内的水地湾,出生地是延安常沟。他的亲生父亲能说会道,经常帮人打官司,抽洋烟,来到延安时还和谢子长是拜把子兄弟。当我的父亲出生40天后,他的母亲去世。不久他的父亲也相继离世。他的哥哥抚养不了他,就将我父亲送到天主教堂。后来鲍神父和爷爷将父亲送到小蒜沟的一户姓李的人家抚养。 我的爷爷是山东人,兄弟四个,幼年时他们随父亲逃荒要饭一路西行,在山西卖了三个。只有我爷爷一个随父母来到延安,开始住金盆湾。十几岁上听说外国人开的天主教堂收人,爷爷便在十几岁上投奔了天主教堂。开始做杂役,由于爷爷为人忠厚,勤奋好学,成了神父鲍经祥(约)的专职厨师。后来爷爷和同样来到天主教堂的奶奶结婚。(我的奶奶也是因为家里太穷养活不起,八岁被送到天主教堂,比爷爷小11岁。)但婚后十多年一直没有孩子,神父鲍经祥和爷爷一起又将送了人的父亲要回来,付了人家三年的奶钱。后来又抱养了天主教堂唯一存活下来的姐姐,也就是我们的姑姑张凤英。 我不知道人们所说的老家是指爷爷的家还是爸爸的家,是住多少年以上才算老家。我填写履历曾写山东、子洲,但都觉的不准确,后来干脆写延安。大概应该算延安吧。有人曾说我隐瞒家庭历史,我也不知道算是隐瞒不?只是有隐瞒必要吗? 回忆起历史,父亲一改往日的沉默寡言,滔滔不绝的讲起了他们的往事。 父亲说,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是1934年由外国的洋人投资修建的。天主教堂一度时期办的特别红火,有学校、修道院、医务室。喂猪、种菜,在当时可是个大单位。后来,因为反对洋教,被迫停办了。教堂的神父、修女们,大都没有好下场。记得修天主教堂时管帐的先生叫贾克明,当时挣的是响洋,他有八、九个孩子,解放后被定为富农,来了运动就在他头上开刀,后来他干脆不信天主了。就这也避免不了被整的结局。李秉政神父,后来在照延惠渠时被整死了。鲍神父,(《延安志》还有记载,)榆林闹红那年,鲍神父被反洋教的人绑了双手,拉在马后,活活拖死,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死的好惨啊! 天主教其实是个善教。民国18年,到延安逃难的难民越来越多,天主教堂打开大门,用大锅熬粥,向难民舍饭。但时间长了,教堂舍不起,可难民还是向教堂讨要,教堂只好关了大门。第二天一大早,他们看到门前留下了一大片嗷嗷待抚的孩子,最大的大约五岁,最小的还只有几个月,足足有四十多个。教堂只好收留这些孩子,让修女们抚养。那时,进了天主教堂就好像进了天堂,修女们将孩子们打扮的漂漂亮亮,抚养的健健康康,不幸的是,三年以后,来了一场瘟疫,孩子们一一夭折,40多个只活下来一个,就是我的姑姑张凤英。后来,党中央毛主席进住延安以后,桥儿沟天主教堂成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所在地。
延安宝塔山(中红网江山摄)
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红网江山摄)
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七大会议会址。(中红网江山摄)
二、闹秧歌 1946年的春节,延安掀起了新秧歌运动,全边区就有六十多个秧歌队。我们桥儿沟秧歌队是很出名的。那年,我只有十二三岁,是桥儿沟秧歌队的一名小队员。在全区秧歌汇演时,我们桥儿沟秧歌队得了第三名。商务会秧歌队不服气,因为人家有钱、服装好、人多,有高跷、舞把子什么的。他们认为,小小的桥儿沟秧歌队,人少,衣服旧,为什么还能得第三名?而他们商务会秧歌队才得了四十几名。可他们那里知道,我们请的导演是鲁艺的刘炽,我们有高参。我们的秧歌有意义,它宣传党的政策,反对买卖婚姻,破除迷信。而商务会的秧歌 虽然服装好,但是,内容还是旧的,什么“三娘教子”、什么“抬锅”等等旧社会封资修的那一套,没有意义。正月十五那一天,我们给党中央领导和政府机关送秧歌。到了南关边区政府所在地,本该轮到我们演出,人家商务会的秧歌队一涌过来,把我们挤到一边儿。到了北关司令部,又是那样,我们还是没能演成。记得我们秧歌队来到王家坪河沿,带队的叫冯志成,召集大家开会,他讲到:商务会秧歌队太霸道,和咱们桥儿沟秧歌队寻气了,我们不能就这样罢休。一会儿到了王家坪司令部我们要如此这般, 大家看我的示意。这时我们都卸了妆,也不准备演了。然后安排谁对付小连夹;谁对付舞吧子;背鼓的叫乔翠芬说:“我来对付踩高跷的!”。会后,我们刚到王家坪司令部,商务会的打屁股就撵上来了,又是老样子把我们挤到一边。这时,只见我们的领队冯志成一步上前,抓住商务会领队的衣领,大喝一声“打”,只见小连夹被打倒了,舞吧子的刀也被夺了,背鼓的乔翠芬一把子将踩高跷的打倒一大片,王家坪司令部院子顿时乱作一团,这时毛主席一声令下,调出一个警卫连才把事态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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