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部队正在向金沙江挺进，准备抢渡金沙江，进行战略转移。不知什么原因，总部电台与红四方面军电台联络突然中断了。总部领导非常着急，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不断地挂电话向电台询问情况。电台的同志更是着急，每天都按原定的联络时间，细心地呼叫、守听，可是一连几天毫无收效。眼看部队已逼近金沙江边，抢渡金沙江在即，如果仍与红四方面军联络不上，渡江后不明敌情，部队在战略上将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这天下午，轮到报务员黄萍上机值班。他聚精会神地调整机器，竖起耳朵聆听着耳机里传出的每一点声响。突然，他听到了个非常熟悉的电台信号，再仔细一听，正是他们非常熟悉的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发出的呼叫信号。信号特别地急促，时间也特别地长。“是他！”黄萍判定准确之后，惊喜地高叫起来：“四方面军出来了！出来了！” 
    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听到黄萍的呼喊，立即跑上前来，从黄萍头上抢下耳机戴在自己头上，拿起铅笔，亲自抄收了对方发来的一份长电，接着将积压的电报也发给了四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情况沟通了。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收到如此重要的电报，对中央红军决定今后的行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军委首长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总部电台人员，黄萍在关键时刻没有辜负首长的期望。
    黄萍在艰苦的红军时期就比较注意和积累无线电通信经验，对一些突发事件和故障都能够设法处理好。在松潘战役中，他的电台跟随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行动。一次发报机突然发生故障，不能发报。脾气急躁的许世友军长把电台人员叫去，着急地要他们赶快查明原因，确保联络畅通，以保证作战任务的完成。黄萍一面抓紧检修机器，排除故障，同时采用抄“野报”的方式，抄收总部和友邻部队的来往电报，帮助许军长了解上级的作战意图和整个战场的形势，正确地决定自己的行动方案，使四军的行动未受到大的影响。发报机的故障也找到了，原来是两支并联的发信管中有一支失效了。黄萍拿掉了其中失效的那一支，机器立即恢复了工作，尽管发射功率小了一些，但很快便和总部沟通了联络。
    建国后黄萍曾担任邮电部工程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处长、副参谋长，沈阳军区通信兵主任，通信兵学院院长，通信兵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顾问。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将领中，始终从事人民军队通信兵建设的人为数很少。黄萍不仅从红军时期就开始成为红军无线电报务员，他还亲自收藏了红军时期用过的电台和器件，捐献给了通信兵历史陈列馆。而且直到离休，始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为我军通信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实在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