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战士遗体

    据共军第30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所写《走出祁连山》一文中说：“古浪一战，9军兵力折损一半，高台血战7昼夜，5军又几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同志，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英勇牺牲，最后又在梨园口、康龙寺作战失利，30军遭受重大伤亡，政委陈海松同志战死，30军杀出重围之后，部队已溃不成军。至此，西路军的3个军及总指挥部的直属部队，已大部断送。追兵向乌云似地卷来，为了（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只好把不到两千名的部队，编为左右两个支队，跑到深山打游击。当时红9军剩下的五百多人，编为右支队，红30军余部千余人，加上西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的一些干部编为左支队，自石窝进入祁连山。我们沿着渺无人烟的祁连山西进，，整整走了47天，才从安西附近跨出祁连山口。我军攻安西不下，在王家园子又陷入了重围，激战了一整天，当晚才突围。突出了重围之后，我们涉过寒冷的黑水河，一口气跑了90里，第二天黎明才到达白墩子，刚到那里，那知道敌人的骑兵追上来了，我们且战且走，在红柳园子又遭包围。这是西路军的最后一战，我们砸碎了电台，守着一片起伏地，准备和敌人拼到底。入夜，我们又突围出来，进入了戈壁滩。当时我们有统战关系的新疆部队，把我们接进了星星峡，五一节，党中央的代表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带着几十辆汽车，载着衣服、碗筷和哈密瓜来迎接我们，我们向一些虎口余生的孩子，扑进了母亲的怀抱，一时百感交集，热泪横流。悲壮的西路军结束了，活着回到迪化的只有400多人。”

    徐向前率领的西征军近3万人，在河西走廊失利，逃到迪化的只有400多人，其中包括徐向前本人（笔者注：此处不对），政治部主任（笔者注：此处更不对）曾传六，第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等。

    这次战役，青海军以劣势之兵力，孤军奋战，力克共军精锐，歼敌3万余众，战果丰硕，战绩辉煌（笔者注：自吹），其对国家有如下的贡献：

    共军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编组西征军，企图挥军向宁、甘发展，与外蒙或新疆取得联络，打通国际路线，接受国际援助，如果我军不以劣势的装备，对共军作殊死战斗，以屡败屡战的顽强斗志拚个你死我活，绝对不会有辉煌丰硕的战果，将共军全部被歼；假如共军得逞，占领广大的河西走廊地区，扼甘、新孔道，盘踞该区，与新疆取得联络实在不堪设想。自古“保西夏以固关中，固关中以定中原”，顾祖禹《读史方*记要》中说：“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绝，酿天下之祸。陕西之为陕西，固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可不畏哉！”。顾氏时代所说的了陕西包括甘肃在内，陕甘两省虽在西北边隅，而一治乱，关系中国的命运甚巨。左宗棠亦谓：“周秦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抵减亡”。

    河西走廊战争结束后，共军全部被歼，时隔两月之后，七七抗日战争开始，邀天下幸，西北大后方得到了安全与巩固，屏障了西南川、黔的平静。西北和西南两大后方，是支持抗战到底的两大支柱，有了安定的后方，所以八年抗战，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假使我军在河西走廊失利，共军得逞，则形势突变，局面全非。例如抗战胜利后，林彪在东北接收共产国际之直接援助后，入关扩大叛乱，则国军节节败退，以致播迁来台，是其最佳说明。

    当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窜至吴起镇，与陕北刘志丹、徐海东两匪合股时，毛泽东仅剩余二千余人。这是国防部剿匪战史的记录，当时担任西北剿共的几十万大军，如果有通心协力，切实配合，包围痛剿，以毛泽东率领的二千余残共，一鼓歼灭，绝非难事。实际上几十万大军“围而不合，合而不击，击而不猛”，留此后患，使我全民受史无前例之空前浩劫，居今思昔，感慨良多！

    平心而论，青海军队以劣势之装备，肯战、力战、死战，仅凭坚强之斗志，孤军奋战，力克共军之精锐，将其全部近3万之众予以歼灭。可惜当时的东北军情切抗日，自然不肯认真作战，就是嫡系的中央军，何曾力战过？共军长途流窜，国军仅在数十百里之外尾随。和清同治初年，陕西回民反清，清军尾随的情况颇相似，刘蓉说：“每一进攻，辄虚其数面，以似之走，以故此剿彼窜，殄除之数无几，而蹂躏之地转多，朝廷览其奏报，以为克城破垒，收复地方，勋业卓著，安知其流弊至于此哉？”又说：“如环节、攻而歼之，剿一股了一股，则逆势挫伤，不过数四大举（原文如此），余党兽散。然而各统将不肯出此者，不但虑合围鏖战，胜败难期，而且旷日累时，无赫赫可见之功，不如击之使走，则捷报频闻，可为倖功邀赏也。”很惋惜的是，一日纵敌，百世为患，势穷力蹙之残共，几十万担任剿共之大军，如毛泽东之二千余残共，几十万担任剿共之大军，未能殄灭，使残共绝处逢生，虽与曰天意，岂非人事之未尽其责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