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固苏维埃政府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创新
东固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为中华苏维埃的成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央苏区的各种政府机构序列，各种经济组织如银行、消费社、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农具厂等，各种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机构如学校，医院、邮政、文艺演出队等，红军的无线电训练班和红军学校等，都可以在东固革命根据地找到它的雏形。1927年9月，敖上会议决定成立东龙党支部后，东固党组织的建设就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展而不断巩固和发展，江西省委和赣西特委、吉安县委也密切关注东固党组织的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和关心。1929年7月，根据赣西特委的指示，东固成立革命委员会。从此，东固红色政权由秘密走向公开，成立了东固革委会和东固苏维埃政府，区苏维埃下设分苏维埃政府，乡苏维埃政府下设村代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密切联系群众，廉洁奉公，每人每天只给一角钱的生活费，有的自带粮食来办公，因而被群众称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廉洁政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首先向群众宣传土地政策，执行以雇贫农为骨干和团结中农阶级路线，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分配土地，成立了工、农、青、妇和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纠察队等各种群众组织172个，健全了原有的农民协会。在根据地实行了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打击了不法商人的投机倒把活动，阻止谷物出境等活动，使根据地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促进了根据地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东固根据地在经济建设方面创下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许许多多个“第一”，创办了“东固平民银行”，由红二团资助4000银元，党团员带头集资，这是苏区人民自己举办的第一家红色金融机构，发行了苏区最早的纸币，东固平民银行成为红色金融事业的发源地，深受苏区百姓的欢迎。1929年秋办起了第一家红色贸易机构“东固平民消费合作总社”，下设南龙、东固分社。合作社除经营军民生活日用品外，还经营生产资料、生产工具，负责收购山货、秘密采购白区商品，帮助农民解决生活困难，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保持了正常圩市开圩，繁荣了根据地贸易，是革命根据地创办时最早的消费合作社之一。东固根据地还致力于开发自然资源，办起了“铁矿”、瓷土矿，同时还先后办起了军械修理所、兵工厂、工艺厂、锅炉厂、农具修理厂、熬硝厂、油墨蜡纸厂等。淘金坑兵工厂能修理枪支和打造土枪土炮弹药，制造梭标、大刀、火枪、火药等，极大地充实了红二、四团的武器装备，又生产常用农具，是革命根据地创办最早的兵工厂之一，也是最早的平战结合的工厂。还开设了“平民工厂”，制造农民的生活必需品，农业生产以进行“三抗”斗争和开展互助互耕为主，以增产粮食为主。东固根据地经济建设运转良好，东固地区物产丰富，特别是粮食充足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根据地人民支持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民才是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
东固根据地在文化建设上也有了一定创新。为了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投身革命战争，1928年9月，东固区委在东固街上创办了第一所自己创办的平民学校，不久改称列宁小学，后来发展到各乡都办有列宁小学，全区各村都设有夜校、认字班，被朱德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学习运动”。各乡开展了生动活泼的文化娱乐活动，以各种形式演出革命歌曲和革命戏，开办了业余歌咏队，文艺演出非常活跃，提倡新的社会风尚和婚姻自由，严禁吸大烟、赌博、偷盗等活动，禁止打骂妇女和虐待童养媳，使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体现了“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的教育方针，对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与创新仍然具有启发意义。1931年1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通过了《宪法大纲》，规定了工农民主政府关于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政策，认为苏维埃在文化教育上的重要任务，就是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增加革命战争中动员民众的力量。强调必须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文化教育和制度。可以说，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的创新为苏维埃的教育文化事业奠定了基础。
东固根据地的医疗、邮电和通信方面也有所发展，1928年10月在三彩创办了第一所正式的红军医院——东固山红军医院，后迁到瑶下改为赣西第一后方医院，在东固圩还开办了药材部。1929年春，创办了东固赤色邮政分局，这是苏区最早的红色邮局之一，保证了邮路的畅通，创办了革命根据地第一个无线电学习训练班，培养造就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批无线电通讯兵。东固革命根据地在政权建设、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创新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石，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提供了根本条件。
四、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新发展
东固根据地的一系列创新，为后来赣西南苏区和中央苏区的建设积累了可贵的经验，成为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起点。
1929年1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第三次“会剿”，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一路与敌军屡战失利，处于建军以来最困难时期，为了寻找一个有党有群众的地方休整部队，毛泽东决定与李文林的红二、四军团会师于东固，红四军到达东固时红二、四团向红四军赠送大批银元、枪支、粮食和弹药，使红四军得到了自井冈山撤退以来最好的休整和补给，使红四军恢复了生气和战斗力，重新踏上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新征途，东固会师成为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的起点。
邓力群认为毛泽东“上井冈山伟大，下井冈山也伟大”，是由于别开生面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使毛泽东深受启发，他把东固根据地称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与朱毛式、贺龙式和方志敏式并列为四个有代表性的根据地。毛泽东发现井冈山的世界太小了，广阔的农村才是红军的生存发展的空间，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终于形成了连片割据的战略构想。毛泽东认为革命一定要首先占领农村小据点，建立牢固的山区根据地，例如东固山区和井冈山区，最终连结起来，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人民政权就可以伸展到有大城镇的地区，从全国小部分地区的解放扩展到较大或更大的地区，让星星之火最终形成燎原之势，最后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国，丰富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本内容。所谓“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核心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三位一体”的总观念，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在白色政权包围下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并指出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与前途，同时在实践上开创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开篇，是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基石。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新以及革命实践，使毛泽东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2]从更深层次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仅仅局限于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若干局部的农村革命政权，而是已开始把“工农武装割据”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联系起来，明确提出了要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思想，科学预见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必将通向全国革命胜利的趋势，做出了以农村为中心进行武装革命的全新的理论概括，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和道路，就是建立更大范围的革命根据地，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最终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因此。可以说，东固根据地的创新思想是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的起点，使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
注 释：
[1]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作 者：董一冰，女，1968年出生，北京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牡丹江师范学院政法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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