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与习仲勋等
贾拓夫(右二)与贺龙、习仲勋等
贾拓夫(左五)与朱德、彭德怀等
贾拓夫家庭合影
贾拓夫(左一)
秦皇收复河套里,移民实边安戎狄,水石清华神木原,钟灵毓秀今胜昔; 民国元年小阳春,窟野河边气象新,铧山一道虹光闪,贾元华诞迎贵人; 光宗耀祖父母心,期盼孝子望贤孙,勤耕苦读十几年,品学兼优担大任; 十三加入共青团,传播马列挑重担,麟州高小当支书,绥德师范缔学联; 十五转为共产党,青年工作数内行,神木县委当书记,陕北特委代部长; 十七南下来西安,继续领导共青团,组织部长兼书记,陕西省委任委员; 千锤百炼若等闲,被捕入狱得脱险,中共省委秘书长,踏遍陕北走渭南; 公元一九三三年,陕西省委遇劫难,忠于职守忘安危,善后工作求圆满; 极左路线罪滔天,白区组织全瘫痪,南方丢失根据地,被迫突围破雄关; 代表省委到中央,汇报革命新情况,唯独陕甘风景好,志丹仲勋有威望; 六届五中全会上,候补委员有担当,留任中央根据地,随同长征去远方; 理财致富有才干,筹运粮食多经验,职掌白军工作部,瓦解敌军促哗变; 多次献计毛主席,报告陕甘好消息,促成长征早完结,启沃君心鼓士气; 红军到达吴起县,受命协同李维汉,带领武装先遣队,东去寻找刘志丹; 永坪会师红旗展,十五军团新组编,西北工委功德高,踩稳长征落脚点; 中央红军到陕北,兄弟团结斩患尾,关门主义当纠正,反帝同盟打日伪; 擅长纵横做统战,抗日救亡大宣传,几度特委当书记,频任中央特派员; 西安事变惊破天,逼蒋抗日效果显,全民抗战大联合,西部回民勇当先; 后生年方二十四,文武双全超凡世,陕西省委当书记,健全发展党组织; 一九三九回延安,密切配合张闻天,主持西北工委会,奋发有为多贡献; 民族问题多调研,民族政策有主见,民族区域宜自治,马列主义大发展; 民族团结有信念,民族学院常开办,民族文化促进会,培养大量好骨干; 八年抗战得胜利,要居中央西北局,接替陈云管财经,鞠躬尽瘁助彭习; 彭总献艺运动战,保卫延安屡辗转,支援前线最给力,坚壁清野斗胡蛮; 解放初期设军管,主政西安抓治安,百废待兴收残局,振兴西北宏图展; 红旗升上天安门,中央政府委重任,经国济民立新功,脚踏实地为人民; 跃进弊端要纠正,实事求是反五风,积极稳妥搞建设,一度错定划右倾; 逐出中央到基层,灾难未尽险重重,文革诬陷加迫害,死不见尸冤难明; 党国瑰宝贾宝玉,陕北才子接地气,英年早逝谁之过,仁人志士常惋惜; 贾君英才数风流,拓世引领长征路,夫子情怀忧天下,文韬武略耀初祖。
链接:贾拓夫生平
贾拓夫,原名贾耀祖,字孝先,曾用名贾元、红光、虹光、关烽、绍先等。1912年11月25日,生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时为榆林道神木县)神木镇。神木市位于陕西北部、秦晋蒙三省接壤地带,黄河揽怀南下,长城横腰西飞。神木历史悠久,文化淳古,人杰地灵,秦始皇收复河南地(黄河河套以南地区)后,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关中地区先进的文化及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开始在这里传播,这一带新兴的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当时被称为“新秦中”。
1926年,贾拓夫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任共青团神木县第一高小支部书记、绥德县学联主席、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等职。
1928年,贾拓夫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秋季任共青团陕北特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
1930年,贾拓夫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西安市委书记。同年10月不幸被捕,党组织营救贾拓夫出狱后,派往渭南工作。先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为发展陕北各地党团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1933年夏,中共陕西省委遭到敌人严重破坏,贾拓夫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岗位,及时做好善后工作,使党组织和红军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一时期,党内极左倾向严重,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灾难。毛泽东总结说:“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只有中共华北特科和平津的部分党组织有点活力,其它都已瘫痪。
就在这个时候,西北革命根据地风景独好,陕甘苏区政权却奇迹般的存在着,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1933年7月28日,贾拓夫奉周恩来之命前往赣南中央苏区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1933年底,贾拓夫和马兆祥一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客观的汇报了陕甘苏区的情况,介绍刘志丹、习仲勋等的工作成就。
1934年初,贾拓夫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贾拓夫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并负责为部队筹运粮食。他和马兆祥是从江西中央苏区走向陕北,参加长征全过程中的陕北籍革命者。
1935年1月19日,贾拓夫带领红军一个连,攻占了遵义以北的桐梓县城,为部队清除了前进障碍。7月,贾拓夫被任命为庐花城筹粮委员会委员,组织大家多方宣传,找回了该地区受国民党反动宣传逃跑的藏民同胞,帮助他们建立自治政府、煮盐巴等。在藏民送粮队的支援下,出色的完成了30万公斤粮食的筹集任务。
1935年9月26日,贾拓夫列席中央榜罗镇政治局常务会议,他向毛泽东、彭德怀等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情况,并建议中央红军到陕北去。据李维汉说:10月中旬“党中央到了吴起镇以后,即派贾拓夫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我与他同行。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制止了“陕北肃反”的蔓延和恶化,促成了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
据齐心老人回忆:“仲勋说过,拓夫这人实事求是,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比较客观地汇报了陕甘苏区红军和干部的情况。对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最后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发挥了一定作用”。
1935年10月19日,历尽千辛万苦的红军将士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和毛炳文的骑兵共有2000多人,一直尾追而来,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势,红军在此打响著名的“切尾巴”战役。
1935年11月7日,西北军委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红一军团建制,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由中央统一领导和指挥,进一步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
面对国民党五个师兵分东西两路,欲趁红军立足未稳而加以围歼的企图,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指挥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1月在直罗镇地区打了一个歼灭战。毛泽东指出:“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
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并相应地改变了党的若干政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陕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摇篮。早在1932年2月12日,为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陕西省委将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对外称“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1935年11月,贾拓夫任陕甘苏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陕北省委宣传部长。1936年任中央特派员、关中特委书记、三边特委书记、少数民族委员会回民部部长等职。贾拓夫特别擅长于做统战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主导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由“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西安事变后,贾拓夫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当时只有24岁,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各级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贾拓夫回到延安,主持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战部部长、调查研究局局长。1942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秘书长、边区参议员等职,为西北地区党的建设、统战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张闻天、李维汉领导下,贾拓夫主持了对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经党中央讨论通过施用,又组织编写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证回、蒙等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对于争取回、蒙古民族广大群众及爱国上层分子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配合开展蒙古族、回族工作,贾拓夫建议并主持在延安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以及陕甘宁边区回民救国协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修建了清真寺。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自治村或自治区,在延安开办民族学院,为我党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贾拓夫接替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配合彭德怀、习仲勋一起工作。
1947年春,胡宗南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贾拓夫随同西北局的领导机关和边区人民政府辗转陕北,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支援前线。
1949年5月,西安解放,贾拓夫任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市市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西北全境解放后,贾拓夫主持西北财经委员会工作。
1952年9月,贾拓夫调任中央财经委副主任,后又担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长、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等职,协助陈云、李富春编制了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1956年,贾拓夫出席了中共八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大炼钢铁、大办农田水利建设,搞人民公社化,刮起了“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狂风。“五风”歪曲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发热,不要头脑冷静;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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