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中央立足“西北革命根据地”，建设革命大本营，陕北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西路军的惨败使陕北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的唯一选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巩固了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地位。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进驻延安，直到中共建政前，延安一直做为红色首都。

    陕甘宁边区驰誉中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中国革命由极端困难走向伟大胜利。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总后方，边区政府成为新中国人民政府的雏形。

    一．习仲勋与抗日民主政权

    “三三制”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种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壮大了抗日力量。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年9月，又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这意味着政权不再仅仅归属于工农，而应归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1937年7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进一步完善。

    1939年1月，习仲勋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议员；5月，兼任新正县县长。在当时，县只有参议会，乡级无参议员，而且在参议会成员分配上，党内党外没有严格的比例要求，多以共产党员为主。习仲勋以其优异的工作成绩和成功的统战经验引起中央的高度观注，11月，出席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代表大会，当选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

    其实，习仲勋的统战经验就是原陕甘苏区民主政治的继续。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的领导下，结合西北地区的社会特点，形成了一整套工作经验，早已有了“三三制”的雏形，只是没有这样称谓。经过中央的总结，1940年初，“三三制”正式提出，首先在延安县中区五乡试行，效果非常好。毛泽东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批示指出：“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人员在一道，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一切，则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⑧。

    3月6日，毛泽东在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⑨。指示还要求：“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对“三三制”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等分别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三三制”政策进一步予以总结和完善，并被推广到其他抗日根据地。

    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陇东分区、绥德分区和鄜县进行建立“三三制”政权试点工作，这些地方先后选举建立了乡、县两级临时参议会和政府。

    1943年2月，习仲勋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绥德分区施行“三三”制的原则，加强了各级政权建设，在整党和审干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实质就是为了反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实行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权，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抗日战争摧熟了我们党，日本投降后，边区政权继续保持了抗日民主政权时期的阶级性质。随着内战危机的不断加深，边区和各解放区的政权开始向人民民主专政的方向发展，边区政权模式成为新中国政权模式的渊源和雏形。

    二．习仲勋与延安精神

    在陕甘宁边区，由于战争形势的迫切需要，极左思想被最大限度地遏制，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理论、军事理论、统战理论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由此完善。

    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响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党我军的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领导军队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焕发出光芒万丈的延安精神。

    胡绩伟当时任陕甘宁边区《边区群众报》总编辑，《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兼新华通讯社西北前线分社社长。他说：我还牢牢地记得，早在1948年6月毛泽东就说过：“西北立大功的有三个同志，不能忘记，一个是高岗，一个是彭德怀，再一个就是习仲勋。”

    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苏区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关中工委书记等职。他要求干部战士“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真心实意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中共关中分委驻马家堡时，农民马团儿的妻子生小孩时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即派警卫员帮忙请来大夫，买了药品，使婴儿顺利出生，母子平安。全家人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1938年，习仲勋贯彻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巩固和扩大了关中分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区各项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说“我们要具体人具体分析，不同事不同对待”。主张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反对教条主义。

    习仲勋档案中有份组织评语写道：“习仲勋是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专员及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关中的党政军民，坚持保卫边区和建设新关中，曾获得显著成绩。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⑤。

    1940年4月3日，关中分区领导机关即将撤离马家堡时，习仲勋专门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林伯渠和高自立。信中说：“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树甚至群众私树的事情便非常之多……这样对关中的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请设法予以制止为盼”⑤。

    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也得到党组织的高度肯定。1942年秋，西北局召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称赞他是“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⑤。

    1943年2月，习仲勋就任绥德地委书记，提出“为52万群众服务”的要求，并以身作则，保证自己和地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做到，他带领地委干部将地处边区北大门、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绥德治理得有声有色。

    绥德分区进行的审干运动发生了严重的偏差，捕风捉影，甚至体罚逼供，很多人迫于巨大压力，为了能够过关，就乱交代。绥德师范出现了很多“假坦白”，不少女学生竟然都踊跃坦白自己是“特务”。结果，全校师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

    习仲勋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看到这种“假坦白”现象后，心情十分沉重，曾对人说：“这么小的女学生，又没有出去过，怎么会当了特务呢？”⑥。他提醒大家一定要对党忠实，要坦白，但必须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谁要是乱说，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

    习仲勋对“左”的那一套十分警惕，实事求是，不跟风，使绥德分区大批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得到保护。在整风报告会上，习仲勋严肃地对大家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并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向党中央和西北局如实反映绥德分区审干过程中的偏差情况，建议中央及时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

    1944年，习仲勋在绥德分区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自力更生，战胜困难。发现、培养了劳模刘玉厚，树立了郝家桥模范村典型，使之成为陕甘宁边区的生产模范。

    1944年秋，习仲勋在绥德地区召开的司法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第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第二，不当“官”和“老爷”；第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在普法教育中，发现群众文化水平偏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结合冬季农闲的特点，习仲勋主张办冬学，不占劳动时间，深受群众欢迎，冬学成为绥德地区普及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阵地。

    1945年底，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在布置1946年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时，就特别强调，要整顿党务，转变作风，克服脱离群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告诫同志们“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1947年初，蒋介石调集精兵强将，重点进攻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我军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大打人民战争，实行坚壁清野。彭总要求部队行军过后坚决不给敌人一粒粮食，尽量不给敌人一口水喝，有的部队就把老百姓的井填了，影响了战区人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