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赴莫斯科求医，为了节约开支和照顾孩子们，此行琮英大姐没有陪同前往。任弼时走后，琮英顿觉空落落。20多年的婚姻生活，相濡以沫，不管是艰苦的征战还是相对稳定的生活，琮英已习惯了任弼时兄长般的呵护。任弼时知道琮英的心理，也在尽力填补因其远行给她带来的“真空”。他一封一封地写信，除报告病情外，更多地是叮咛孩子们要听妈妈的话，并宽慰琮英：“寒假快到了，会很热闹的。”就是在这封信5个月后，任弼时病情基本稳定，他带着10年前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小女儿远芳一起回国了。琮英大姐高兴地像迎接凯旋归来的战士一样，率子女全家出动去接站。他们又团聚了。然而，健康并未假任弼时以更多岁月，又5个月，任弼时被突发“脑溢血”夺去了生命。

　　琮英心痛欲裂；琮英泣不成声！然而，琮英毕竟是在丈夫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任弼时去世后，她坚强地挺过了中年丧夫的沉重打击，满怀着对丈夫深沉和真挚的情感，独自支撑起有4个孩子的家。1950年，她担任了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后因病长期休养。1978年，她以72岁高龄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离职休养。

　　质朴乐观的“布衣”夫人

　　陈琮英一生历尽磨难。百多年来，她遭遇了一个女性人生的三大不幸：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丧子。但她始终心中满怀对红军不舍的眷恋，以坚强的平常心对待命运的坎坷；始终以“布衣”自处，从不以“夫人”自居，自谦、热情、平实地面对着生活的每一天。孩子们长大后，渐渐地她也进入晚年，心境更自平和。红军女战士的经历是她心灵深处最眷恋的过去，是她精神世界的圣地。自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她没有机会再在军队中工作了，可是，她却无法割舍这份红军情结。内心深处她是那么想再穿上军装，再戴上军帽，再做一个女战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日子里，她对部队的向往更是溢于言表。1965年，远志参军了。那时军装的式样、领章、帽徽的设计很像当年红军的装备。一天，远志回家特意穿上军装让母亲看。琮英大姐细细地端详女儿穿军装的样子，非常有兴趣地抻抻这儿，拽拽那儿，兴奋地笑着，万万没有料到，她竟然对远志说：“远志啊，我也想穿军装！”听妈妈这话，远志才知道母亲有这样一个心愿，就说：“那你们几个老红军女战士还不联名给组织写信，让他们发一套军装给你们。”琮英开心地笑了，当然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她明白军装怎么能随便要呢？令人宽慰的是198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琮英大姐的愿望得到了小小的补偿。那一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纪念大会，并发给每一位到会的老红军一顶红军帽作纪念。这可乐坏了琮英，她爱不释手地戴上去又摘下来，真有些不知怎么办了。会议结束回到家里，仍旧舍不得摘，还走到镜子前仔细端详戴着红军八角帽的自己，她由衷地笑了。近几年，琮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不得已她只能以医院为家了。但几次病危，坚强乐观的她又几次挺了过来，不到极度衰弱，她都坚持走一走，站一站，坐一坐！然而，这一次她实在挺不住了！就让我们由衷地道一声：琮英大姐，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