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彭儒与子女

1962年夏陈正人、彭儒在北戴河

    女红军，一个响亮的名字闪耀在中国革命史上。她们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保持着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书写了光辉璀璨的华章。日前，纪念井冈女红军彭儒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人员深情地回忆了彭儒一生的革命事迹。

    追忆革命先辈，传承革命精神。彭儒的革命人生带给儿女们怎样的触动呢？作为革命后代，又是如何践行传承优良的革命精神呢……为此，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女红军彭儒同志之子陈洪生。

    ·人物简介·

    彭儒：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纪律检查战线的杰出领导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届全国三八红旗手。1913年3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碕石村，1927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转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上井冈山，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女战士之一，与吴仲廉、曾志被称为井冈山妇女运动“三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上皆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1987年，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了党的十三大。2010年10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她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最后离世的老红军。

    陈洪生：彭儒之子，1950年出生，1977年4月入党。1970年参军，后转业到保利集团，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保利集团董事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今年是彭儒同志诞辰110周年，也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5周年，您在北京参与筹办了纪念彭儒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能否谈谈筹办座谈会的初衷？

    陈洪生：今年是伟大的湘南起义、朱毛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5周年。我母亲彭儒是这些事件的参与者之一。

    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发动了湘南起义。仅仅在湖南宜章碕石村，在彭晒烈士和肖克将军的带领下，167名碕石战士上了井冈山，他们大多姓彭，在红四军中被盛赞为“彭家将”。我母亲是“彭家将”中年龄最小的一员。后来，在保卫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战斗中，有60多位“彭家将”英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英雄的湘南人民的光辉代表，他们的事迹折射出的是光芒万丈的井冈山精神。以他们为代表的革命英烈，用生命铸就了五星红旗、八一军旗中的铁血英魂。

    此次座谈会，不仅追忆了母亲为革命作出的贡献和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也表达了后人对先辈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所拥有的高风亮节的敬仰。在20世纪初的中国，曾经诞生了很多像我父母那样的人，他们虽然已远去，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品质如璀璨的群星照亮了历史的天空，照亮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缅怀和学习。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座谈会上，有不少开国元勋后代回忆起自己的父辈与彭儒同志并肩战斗的革命生涯，那些往事让人感动，您母亲出生在一个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为什么会选择一条布满荆棘的革命道路呢？

    陈洪生：我母亲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碕石村一个乡绅的家庭。她的父亲彭镇岳参加过辛亥革命，当过四届宜章县议员，是一位开明绅士，他鼓励子女们上学读书，并帮助、支持掩护子女们参加革命，母亲的二哥彭琦、堂哥彭晒、彭暌等都参加了革命。母亲在兄弟姐妹中年龄最小，自幼就受到家庭环境的教育熏陶，在她13岁那年，就到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大革命时期这所学校是湖南著名的学生革命运动的中心，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宣传工作。母亲在学校读了《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向导》等大量进步书籍，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进步思想的熏陶。她的世界观发生了质的改变：小时候看到穷人受苦受累，吃不饱，穿不暖，我很同情。后来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感觉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最光明的社会，我要为之奋斗。

    就是带着这样的革命信念与理想，在她长达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为坚守理想信念而奋斗，始终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了母亲选择的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您母亲14岁就参加了革命，经历了长期艰难困苦的斗争。您能分享一些彭儒同志是如何坚定信念，迎难而上，战胜困难的故事吗？

    陈洪生：母亲14岁参加湘南起义，上井冈山，参加了朱毛会师。她最初是红四军的宣传员，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她晚年回忆：“在阵前拿喇叭筒向敌人喊话现在看来是‘落后’了，可在当时的宣传效果特别好。所以，尽管我们宣传员的工作很累很苦，还常要冒生命危险，有时吃不上喝不上，但看到了那么好的宣传效果，心里感到很欣慰，很值得。”

    我三姐延生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她讲述过父母在红军时期“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故事——井冈山失守后，只剩下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我父亲陈正人和我母亲彭儒以及一些战士们留在山上。他们摆脱敌人的追赶，转入深山老林，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粮食，当时我母亲正怀有第一个孩子，身体很虚弱，他们忍饥挨饿在山上过了 20多天。有一天夜晚，荆竹山党支部书记刘苗把父母亲带到一个老婆婆家里休息。老婆婆见母亲衣衫破烂，满身泥雪，手冻得又红又肿，非常心痛，赶紧烧火给母亲取暖，又找出一小碗豆子，给我父母亲吃。老婆婆还把自己珍藏的一小包盐，泡了一碗盐开水给我母亲喝。我母亲几十天没有尝过盐味了，她端起这碗饱含老百姓对红军深情的盐开水，不禁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老婆婆见状忙说道 ：“这是红军分给我的盐，给我盐的那个红军说，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有盐同咸，没盐同淡’。”

    对于这个情景，我母亲很多年后都记得，她也曾讲给我们听，当年的战争环境很艰苦，但是心里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份信念是来自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陶斯亮同志在座谈会上提到，您母亲和蔼可亲，待人真诚热情，性格温和善良，一直都非常朴素廉洁，是一个标准的革命妈妈形象。这样的一位革命母亲，在您心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陈洪生：在我们子女的心中，母亲不仅是一个矢志不渝的革命者，敢于在阵前怀揣手榴弹向敌人喊话的战士，而且还是一个充满了人情味的共产党员，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母亲共生育9胎10个孩子。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有四个孩子先后寄养在老百姓和亲戚家，她不得不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1929年秋，母亲在江西省永新县大湾村家生下第一个男孩子，取名永生。小孩出生三天后，托付给当地老表喂养，听说6岁时因无钱治病而夭折。多年后，她和曾志等人重回江西时触景生情，对曾志说：“曾志啊，你比我幸运，你儿子石来发还找到了，我的永生却再也见不到了。”她们相拥而泣。这是母亲的眼泪，也是共产党员的眼泪。

    母亲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想到的都是他人，在工作单位首先想到的都是同志、战友。在家里首先想到的是丈夫，是儿女，是子孙，把好吃的东西都留给丈夫、儿女、子孙。如果有剩饭剩菜从来不倒掉，都要吃完。打补丁的衣服，都要穿到不能穿为止。

    母亲当年刚定级时就是行政10级，她本身是做组织工作的领导，资格又很老，按道理讲调级完全够条件。上级几次要给她调级，她都把指标让给别人，很多年都没有调过级。

    母亲工资不高，一家人生活有时候开支花销都不够，但是遇到自然灾害、遇到亲朋好友有困难时，她就会慷慨解囊。据不完全统计，离休后母亲支援各地灾区人民、赞助希望工程、接济亲朋好友共支出33万多元。更让我感动的是母亲在去世前又嘱咐我们一定要为她交最后一次党费5万元。

    母亲说：“我去世后，你们不要向组织上提任何个人的要求，不要给组织上添任何麻烦；你们要用我的积蓄向党组织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如有需要，将我的遗体捐献给医院，供医学事业解剖，为医学科学发展做最后的贡献。”

    每当想到母亲的遗嘱时，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这就是我平凡又伟大的母亲，大爱无疆的母亲，她把爱献给了祖国，献给了党，献给了普天下的劳苦大众。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您的父母相识在井冈山，后来结为革命伴侣，他们在战争年代，聚少离多，但他们坚贞的爱情始终贯穿了彼此的一生，能否谈谈您心中父母的爱情是什么样子呢？

    陈洪生：我父亲是江西遂川人，1925年入党，1927年参与领导万安暴动。1928年2月，父亲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了井冈山，后任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母亲与父亲在井冈山相识，成为革命伴侣。

    母亲说，上井冈山后父亲给她写了一封情书，是用文言文写的，其中写道：愿与您结为“秦晋之好”。母亲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于是就找贺子珍和她的二嫂吴仲廉解释。贺子珍告诉母亲“秦晋之好”这句话意思是愿意和你结为夫妻。吴仲廉、贺子珍还帮助母亲起草了回信。

    我的父母经历了革命战火的洗礼，也经历了动荡的十年挫折。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的父亲含冤去世前，母亲还被关在河南农村干校都没有能见上最后一面，这也成了母亲终生之痛。母亲希望自己去世后能和父亲安葬在一起。母亲逝世后，经中央批准，她的骨灰和我父亲陈正人的骨灰合放在一个特制的骨灰盒里，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瞻仰厅，与朱德、陈毅、康克清等昔日的老领导、老战友的骨灰安放在一起，永世相伴。纵观父母的一生，把小爱融进对党和人民的大爱之中，他们一心为党、相濡以沫的爱情，为我们树立了风雨同舟、责任担当、互敬互爱的家庭观。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您成长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曾作为知青下过乡，后来到了部队，转业后又到保利集团工作，您一路走来，您觉得自己传承了父母亲哪些优良品质？又是如何践行传承下去的？

    陈洪生：从我记事起，母亲常给我讲她参加革命的故事，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使我幼小的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爱国报国之心，我的启蒙教育不仅仅来自书本，还来自父母以身作则的教育，他们用自己革命的一生，教育子女们要做一个对祖国和社会有用的人，也教会了子女们做人处事的方式，不计名利，默默奉献。

    我大哥瑞生退休后用了三年的时间，他把对母亲的思念与敬仰写成了一本名为《井冈山的红杜鹃》的书。现在他已经90多岁了，他在书中的题词写道：“亲爱的妈妈，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这何尝不是我们子女的心声，母亲的品格与风范正如井冈山盛开的红杜鹃一样，映照在后人的心中，永远芬芳。

    我二姐宜生不忘母亲的嘱托，先后组织在遂川、宜章碕石、莽山瑶族、四川通江川陕革命根据地等老区创建了七所红军小学。

    我二哥迪生帮助解决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纪念设施的建设经费，协调、助力遂川金矿开采立项。

    我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到山西和湖北插队，各待了一年半时间，锻炼了我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也让我对农村有了更深的了解。后来，我参军到部队，一直非常努力，工作积极，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记得在一次党代表会前选举党代表，当时是差额选举，我是作为被差额对象参选，结果我得了高票，我当时在部队的工作是得到大家认可的。1985年，我曾随中国南极代表团首赴南极参加长城站建成典礼，也曾作为国防部代表出席联合国五常中东军控会议等国际会议……

    细数我的人生经历，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到保利集团，我始终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也牢记父母的嘱托，为人正直厚道，团结同志，作风民主，廉洁自律。我时常怀有感恩之心，因为我深知人生中每取得一步成就，都离不开党的培养和人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