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王定国

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

    1913年冬天，四川营山安化乡一个姓王的贫苦佃农家庭迎来一个女孩，取名乙香。

    20世纪20年代末的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小乙香一家处在社会最底层，没有田地，没有房子。唯一的栖身之所，是借别人的一面山墙搭起的茅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乙香六七岁时便不得不像个小大人一样替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那时候，她跟随父母外出给人家干活，推磨、养蚕、洗衣服，什么活都干。在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时，小乙香抱着和自己一样高的磨棍，从天黑推到月照东墙。说是推磨，实际上是把磨上的横棍捆在肚子上，用整个身子推着磨盘转，同时也防止困倦摔倒。主人家有时候给几文铜板，有时给点麦麸子。麦麸子拌着切碎了的红苕叶子，便是小乙香一家人的“美味”。

    贫苦生活却锻造了小乙香倔强的性格和刚直的本性。被军阀抓了壮丁的三叔从兵营里偷偷逃跑了，拉兵的头目和当地的土豪便用铁链子锁走了小乙香的父亲，并要王家请客摆平此事。平地起风云，这件事使本来就没有根底的王家不亚于一场地震，小小年纪的乙香毫不胆怯，她冲来人说：“人是你们拉走的，跑不跑我们又不知道，凭什么抓人要钱？”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竟敢如此顶撞，恼羞成怒的恶棍们狠狠地把小乙香揍了一顿。为了平息此事，王家只得把栖身的茅棚卖了两吊钱，给当官的送礼。一家人只能在街上租了半间草房，凄惶度日。

    即使一家人倾尽全力去“讨生活”，仍摆脱不了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因为贫穷，乙香的一个妹妹活活饿死了；后来，父亲染病身亡，家里没钱安葬，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4块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

    15岁的乙香也被送给一个李姓人家做媳妇。缠着小脚的她每天在田里一身泥一身土地干活，婆婆生气时就揪着辫子打她。每次被打后，乙香都会跑回自己家，在母亲那儿寻求一点安慰。

    那时，川东地下党来到营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会。乙香有两个舅舅，都是耿直刚强的农民，他们与地下党员杨克明、张静波等人成了好朋友。乙香家租住的房子靠山的一边地下有个门，如果有人从前门进来，屋里的人可以从后门出去，靠着大山的掩护就能避开追捕。因此，两个舅舅常常带一些朋友来乙香家里开会，谈论一些穷人翻身、男女平等的事儿。

    因为这个房子在街上，可以搭几个桌子以卖酒作掩护。每天，乙香和母亲在前面卖酒，看到有可疑的人，就通知杨克明、张静波他们从后门离开。负责放哨的乙香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们是好人”，同样不知情的母亲只是对外称这些人都是自家的亲戚。那个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

    以卖布做掩护的地下党员杨克明给乙香讲了不少外面的新鲜事儿：山那边小孩子上学不要钱，重庆的女娃儿不包脚等等。乙香当时是个聪明能干、性格开朗、能说会讲的姑娘，她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懂得一些革命知识，后来就到处去向农民宣传。

    渐渐地，乙香不回婆家去了，她帮着送信、放哨。在杨克明的鼓励下，乙香剪了长发，放开了刚裹不久的双足。“放了脚走路安稳，走山路快，干活有劲。剪了辫子，大人想揪着辫子来抓我也不容易了。”就是这么朴素的想法，让乙香迈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

    李家族长知道后，派来几个人，要抓乙香回去。舅舅和朋友们凑了40多块银元，结束了她和李家的婚姻关系。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领红九军打到营山，解放了乙香的家乡，成立了营山县苏维埃政府，乙香在其中担任内务委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起，代表过去的“乙香”不见了，“王定国”这个名字伴随了她的一生。

    由于四川军阀杨森的反扑，为了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支援红军作战，成立了400多人的营山县妇女独立营，王定国任营长。她带领妇女营的同志们手持梭镖大刀，和男同志一起冲入敌人阵地，杀顽敌，抓俘虏，英姿飒爽。

    1934年初，党派王定国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纸和笔，王定国和同学们就相互在别人的背上学写字；而且，全凭记忆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当时苏维埃颁布的《劳动法》《土地法》就是他们的教程。虽然学习时间不到3个月，但之前不识字的王定国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字，如“人”“风”等字。

    在苏维埃学校学习时，王定国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工作队，奔赴红江县。在这儿，她结识了著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那时她很年轻，皮带上别着一把小枪。”张琴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党员，留学莫斯科5年回国后，先后成为红军中唯一的方面军女政治部主任、唯一的女师长，新中国成立后又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王定国把张琴秋称为“没有授衔的将军”。

    在张琴秋的领导下，王定国与同志们一起向贫苦农民做宣传工作，扩大红军，平分土地，组织农民给前方作战的红军送粮米、做军鞋，还拿起武器勇敢作战，保卫革命政权。

    强渡嘉陵江

    1935年3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于塔山湾主渡口打响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几万名红军分批乘船开始渡江。当时，王定国就在其中的一条船上。在国民党部队的层层拦截和48架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当时只有24岁的保卫局连长王定国眼看着身边的很多战士还没有战斗就已经牺牲在江中。

    如今，王定国一想起那时的场景，头脑里就会响起飞机的轰隆隆声———飞机来了，红军战士就地卧倒；飞机飞走了，红军战士继续前进。飞机上扔下无数炸弹，无处藏身的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在老人眼前，那些残酷的镜头似乎如同昨天一样鲜活滴血。

    红四方面军强渡成功后，迅速摧毁了国民党200余里的钢铁防线，吸引了几十万的国民党部队，为中央红军的胜利北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嘉陵江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第一场战役，也是他们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经历的最大、最艰苦的一场战役。所以至今王定国对这场战役仍然记忆犹新。

    强渡嘉陵江后，王定国没有想到，接连不断的危险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比敌人的枪炮更可怕的是饥饿。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沿途老百姓都离家逃跑，将能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走在前面的部队把沿途能吃的都吃了，后面的部队就没法找到能吃的东西了。很多红军战士饿死在路上，饥饿也使王定国骨瘦如柴，当时她的体重还不到50斤，随时可能倒下。

    虽然这些危险和苦难让王定国记了一辈子，但是，几十年过去后，王定国却更乐意向人们讲述长征中令人感到快乐的事情。对此，她有一个看法，“如果说我要告诉人家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难，是要付出生命代价，是要什么的，把这个事情说得很难，可能人家以后就不敢再去做这种事情了。”今天，王定国以轻松的口吻讲述着过去的经历，其中有血雨腥风，也有阳光雨露，一如她在回忆录《后乐先忧斯世事》中平静、安详但又饱含热忱情感的笔调。

    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雪山顶上

    1935年，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部队决定扩大宣传队伍，爱唱爱跳的王定国被调到隶属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前进剧社，任服装道具股股长，主要负责演出的服装、道具、化妆等工作。王定国回忆，当时，剧社条件非常简陋，她想了很多办法应对。没有道具，每到一个地方演出前，她到当地老乡家里借门板、桌椅作道具；服装是有什么穿什么，譬如，演地主的时候就穿上从地主家里拿来的衣服，演老百姓的时候就穿借老百姓的衣服；而化妆则都是王定国自己设计的，先研究一下人物，再想怎么去体现人物，用墨汁画眉毛，用买的红纸做口红。

    在艰苦的行军中，王定国和剧社的同志们每到一处，顾不上休息，就到战士们中间，教唱歌曲，排演节目。在翻山越岭的时候，他们从队头走到队尾，用激越、诙谐的快板和歌曲，鼓舞同志们克服困难。

    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经两河口来到毛儿盖，作短时间休整。休整期间，两个方面军的战友互相慰问。王定国随剧社到红一方面军驻地慰问演出，演出之后，听说周恩来副主席正在生病，剧社的易维精政委和周武功队长带领王定国等剧社各股长共六七个人前去看望。虽在病中，周恩来仍和大家亲切交谈，夸奖剧社同志说：“你们剧社这些女孩子又行军，又打仗，又演出宣传，真是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