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所在的瑞金县第一个圆满完成了苏区中央局下达的扩红任务

    1933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从叶坪迁往下肖村杨会蓬私宅。金维映调往瑞金后也在这里居住和办公。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是李维汉。金维映调到瑞金后在中组部担任组织科长。

    第二年，金维映与37岁的李维汉结了婚。对李维汉，金维映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就认识。当时李维汉是江苏省委书记，金维映在李维汉直接领导下工作。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初期，前线对物资、粮食、经费的需求直线上升，尤其是兵源问题十分突出。

    在此严酷的情况下，金维映被中央任命为瑞金突击队队长，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经过她领导的突击队艰苦不懈的努力，在一个月内，瑞金的扩红任务不但按时完成，还超额70多名。到1934年1月4日，实际扩红2000名，共超额500人，受到中央的表彰。接着她又主动请缨，提出在今后半个月中再扩红700名，并且做好离队战士的工作，动员他们返回部队。

    在总结会上，中华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项英代表中央军委，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金维映和瑞金突击队以高度的评价和赞誉，项英向扩红突击队的有功之臣和先进模范发了奖品，金维映第一个上台领奖。

    瑞金超额完成扩红任务的消息传遍了中央苏区，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它不但推动了各地扩红工作的深入进行，而且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保卫苏区的巨大热情，对于中央苏区的政治、军事斗争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红色中华》报1月7日以《把光荣牌送给优胜的瑞金突击队》为题，详细报道了瑞金扩红的优异成绩和成功经验，并加以推广。党中央、中革军委都称它为模范县，并奖了优胜旗。金维映由此成为苏区扩红的一面旗子。

    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一座外型似红军帽的会堂里隆重召开。在二苏大会的第７天，项英向扩红优胜的瑞金金维映、兴国罗荣桓、西江邓振询三人授予奖旗。在二苏大会上，毛泽东对金维映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瑞金这次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是值得我们称赞的……成为这次全苏区扩大红军突击队的第一个优胜者。”经过严格的选举，金维映光荣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7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金维映被排在第10位。

    经查，仅在1934年1-9月间，《红色中华》报上有关金维映的报道就有十几次，这充分说明了金维映在这段时间里的突出贡献。

    她是中央红军中唯一一支女红军队伍的政治委员

    1945年10月，长征开始。当时，金维映担任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兼任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副部长。为了便于统一行动，中央红军一出江西，便将参加长征的30名女红军们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和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让她们自己供给自己，自己照料自己。由于条件的限制，组织上没有给她们太多的照顾，她们的待遇和男战士毫无二致，只是偶尔在她们患病或来例假时，有的人可能会骑几天马。

    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面，女红军们提出了一句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八块钱作为生活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女红军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这种情谊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那天，蔡畅、邓颖超、刘群先、金维映她们一行，来到贵州省习水县的土城镇，集中住在镇上的一条街。土城镇地处川黔交界处，海拔才200多米，是黔北少有的低海拔地区，滚滚的赤水河急促地从镇边流过。靠着这般便利，这里从明清以来就渐渐成了一个繁荣的商业集镇，也是川盐入黔的几个重要码头之一。如今，这个镇至今还有一条女红军街，留有她们当年活动的许多遗迹，流传着许多女红军的故事。

    “红军很客气，向你借东西，你要是不借，他们也不强要。后来他们临走的时候，就把向我们买东西用的那些苏维埃票票，都给我们换成了打土豪后得来的东西。要是王家烈的兵，那就没有那样客气了。多好的男女红军啊！”当地老人们说，当年红军来到古镇上，都睡在大街上，什么东西都不要，帮他们担水，打扫卫生，吃了东西付钱，临走时，只拿了门前的晾衣杆作了火把。在那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习水人民与红军同生死、共患难，凝结了亲人般的骨肉之情。

    有一首歌谣这样唱道：

    “红军干人心连心，
    鱼儿和水永不分，
    红军爱民如亲人，
    干人永远念红军。”

    这首名叫《红军干人心连心》的民谣，真实地表达了红军与干人、红军与群众亲如一家人的感情。在这方面，女红军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李坚真、危拱之、王泉媛、金维映等文艺骨干，纷纷登台演唱红色歌曲。她们如同争奇斗艳的鲜花，你方唱罢我登场。老乡们也听得意犹未尽乐开怀，许多人还不由得随着歌声打起了鼓点。

    “当年来到土城古镇的女红军们，曾在镇上的文昌宫搞了一次大型演出，宣传红军的主张。”据当地人回忆，演出期间，台上的演员还向台下的孩子们摔铜钱。有上百的青年看了演出后十分激动，当场报名参加红军。

    她是中央红军女红军在长征后第一个怀孕生子

    1936年9月，在长征结束后的第11个月，金维映在保安生了个儿子，就是李铁映。这是一个特大喜讯。因为长征路上的艰苦生活，使许多女战士从此没有了月经。金维映能怀孕生子，无疑给人以新的希望。

    1937年初，金维映调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了抗大第四大队女生区大队长。

    1938年7月，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李维汉任党组书记。这时金维映又调到陕北公学担任生活指导委员会（类似政治部）副主任，为培养德才兼备的抗日军政干部，恪尽职守。

    1938年春，党组织安排金维映、蔡畅、刘群先等身体有病的同志到莫斯科去，一面治疗，一面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离开延安前，金维映的儿子李铁映由人抱着来中央党校给妈妈送行。

    “妈妈，妈妈要去哪里去？”小铁映轻轻地叫着妈妈，两只眼睛稚气地看着她。

    金维映把脸贴在儿子的胸前，久久地没有抬起头来，她在流泪。这一生她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她记得很清楚，自己６岁时就离开岱山和父母去了镇海扎纸花，那一次她当着父母的面没有哭，但是当她的父亲把她送到镇海返回老家岱山时，看着父亲的背影，她忍不住轻轻地哭了。15岁时她离开定海到宁波读了三年书，想念亲人的时候她也流过眼泪。“四一二”后，她20岁出头离开舟山到宁波，被捕出牢后又告别父母辗转到了上海。在上海工作了四年后，又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在那里她与邓小平的生离，那种别意深深地、久久地伤痛着她的心。之后她又同朝夕相处的乡亲和战友告别，踏上了长征路。现在又面临着与丈夫和儿子的分别，她非常留恋伤感。尤其是儿子，才19个月，他还那么弱小，他是多么需要母亲啊！

    “小金乖，妈妈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等妈妈从苏联学习回来，妈妈就每天抱你，教你唱歌，做你喜欢吃的东西给你吃。”金维映说不下去了。

    金维映就这样与她心爱的儿子分别了。她没有想到这一次竟会成为永诀。这一次西去，是与延安的永诀，与祖国的永诀，与李维汉的永诀，更是与她心爱儿子小铁映的永诀！

    金维映和蔡畅、刘群先等一批人，从延安起程，取道兰州和迪化（今乌鲁木齐），前往苏联。

    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出使苏联。他和夫人陈琮英走的也是这条线路，正好与金维映等人结伴而行。

    五六月间，她们终于来到春光明媚的莫斯科。这样，金维映与贺子珍、杨之华等在异国他乡相聚了，大家倍感亲切，又分外高兴。

    以后，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同志来到莫斯科，他们中有刘亚楼、谭家述、杨至诚、苏井观、蹇先任等。

    党对这些赴苏联学习的同志十分重视，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一到莫斯科，就对他们进行了全面的体检，将体弱有病的送去疗养。为了保密起见，要求这些中国同志都改了名，蔡畅改为娜达，金维映改为妮达，她们的名字是俄文花朵的译音。

    刚到苏联时，金维映和大家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后来金维映和大家又搬到距莫斯科大约30华里的地方，这是苏联共产党专为中国同志盖的一个单独院子，虽然不大，但环境宁静幽雅。这里同时又是共产国际党校，简称八部。

    学习开始了。中国学员被编成两个班，一个是军事班，一个是政治班，金维映分配在政治班。因为班里不成立党支部，就设了学委会，学委会实际是党的组织，金维映担任学委会委员，负责学习方面的事。

    来苏联后，在生活待遇上是不错的。按理说，可以安心地住在这里，然而金维映想念国内的亲人和儿子，也更加怀念自己的祖国。

    1939年下半年，金维映突然病了。开始她还能坚持学习，到1940年上半年，病情越来越重，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坚持了半年多。1940年底，党组织考虑到金维映的身体状况，在任弼时同志的关怀下，战友们含着眼泪把金维映送进了医院。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闪击战。有人说，金维映在医院遭到德国法西斯飞机轰炸时牺牲。时年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