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 当部队进入云南扎西时， 党中央召开了扎西会议，为了击破敌人新 的围攻，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决定在川滇 边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抽调干部成立中共川南游击纵队。   我母亲和另一个女红军李桂红奉命调入川南游击纵队。  在中央直接领导下， 川南特委负责领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一片区域的地方工作。我母亲那时是留任纵队司令部秘书， 后任机关党总支部书记和政治部宣传队长、司令部指导员兼政治部组织干事。队伍开赴到黔北，与黔北游击队汇合，成立总支，她被任命为总支书记，在川南特委领导下，我母亲和同留下的女红军李桂红广泛深入到群众中作军运民运工作，带领群众开展抗捐、抗债、抗租的斗争，打土豪开仓分粮，有效地发动了群众，由此，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于是联合川滇黔三军围剿这支游击队，那时形势紧迫，游击队成员既要做群众工作，又要和川滇黔三军迂回战斗。 有时行军几十里甚至百十、两百里，奔走于崍山崎岖蜿蜒的怪石嶙峋之中，有时候跌倒在深山峡谷之中，滚得满身污泥、被树枝或石头划的遍体鳞伤，她们勒饥肠、卧田埂、蹲山沟，不仅不叫苦，反而信心百倍坚持奋战和战友们一起多次粉碎了敌军的围剿。  1936年11月，由于叛徒告密，游击队被敌包围，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她和李桂红不幸被捕，被连夜送到扎西，在关押期间，始终机智的和敌人周旋，继续开展斗争。随后被押送到昭通。在押期间，敌军头目多次审问，她俩审慎而灵活地与敌周旋，始终坚持不泄露党组织的机密， 只说自己是爱国青年。敌人没有办法，结果自问自答给阚思颖她俩扣上一顶“红军宣传员”的帽子而被监禁起来。 西安事变后，1937年5月由昭通押送四川，途经南溪时，她父亲花钱把她保释了出来， 她到家后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他父亲不准她外出，并要她在家经商，不许她再参加政治活动。  不久她破窗逃出，乘船东下，在重庆寻找到中共党的组织。  不长时间就和当时的八路军驻成都的代表、公开的中共代表罗世文接上头。  经罗审查后， 把她留在四川党组织工委里， 于是她又投入了党的革命活动。 1938年11月， 川康特委成立后， 她任特委妇委书记， 特委执委。  在这期间她和四川省工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邹凤平结为夫妻。 1940年3月14日， 国民党军警特为嫁祸予共产党， 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 找借口抓捕了罗世文等人。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 川康特委决定相关人员尽快疏散， 于是，中共南方局决定调张曙时、邹凤平等等到延安， 我母亲也和邹一同到了延安。他们到延安后，到延安的马列学院学习， 半年后到中央党校一部。在延安整风时期，1943年邹凤平去世。1944年中旬我父亲同我母亲结了婚，之后我妈妈一直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到1946年10月，随党校疏散到太行地区，途中任中央党校三部生活干事。  1947年3月，调任晋城五师家属队协理员及该师党校九支书记。这年， 由于我父亲有了新欢，我妈妈同意和他离婚, 从此单身，就和我一起生活。 1948年我妈妈被调到华北石家庄市第二供销合作社任副主任， 兼妇委委员。

    1948年九月调市委任妇委书记， 市执行委员。  1949年3月兼任妇联主任， 11月中央组织部决定她随军南下， 到大西南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我母亲任职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在被批判揪斗期间病故。 

    知道了这些，我脑海中对妈妈的所有疑问都解开了。 我母亲之所以和党中央领导的老大姐们结下深厚友谊，之所以在遇到危险时有冷静处理的经验，源自于她丰富的革命经历。从我的妈妈十六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把自己融入了革命事业，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中她把生命度之之外，在敌机轰炸敌兵追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她经受了战斗与饥寒的磨练，在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游击战中她带领游击队摸爬滚打伤痕累累历尽了艰险英勇善战，在开辟苏区根据地时忘我工作她不惧怕暴露被抓捕的危险，在敌军监狱中她坚定沉着审慎地与敌人智斗周旋，她两次绝然离家出走投身革命执着不回头，我的率直、忠诚老实的母亲，至死至终没有违背她的誓言：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心甘情愿！ 我敬佩我的母亲，永远怀念我的母亲 ——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开辟苏区根据地的游击队女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