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女战士于1949年在北京合影（第一排左起：刘英、陈琮英、戚元德、周月华、危秀英；第二排左起：邓六金、甘棠、吴仲廉、李坚贞、李贞、廖似光、蔡畅）

    编者按：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刻度，一个瞬间。但对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她们与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一部分女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长征；另一部分女红军却在战斗中、行军中倒下。女红军们巾帼不让须眉，她们像男人一样战斗，为部队筹来一担担粮食，救助一位位伤员，唱响一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谱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身体过硬、会做群众工作，才可能随部队转移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有的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但并不是每一位女战士都能紧随大部队，有许多人不得不留下来，面对更残酷的局面。就算是名单上的女人们，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她们首先要通过体检关。

   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条件恶劣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起，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等30名女红军和8万多中央红军一起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开始了长途跋涉。她们的行装很少，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红军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红军长征途中一道别致的风景。

    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有些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长征中，在红四方面军的后方战线上，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妇女独立团（后改编为独立师），当时成立时有2500余人，独立师师长为张琴秋。她们剃着光头，穿着军装，打着绑带，肩负着运输、筹粮、警卫后方机关等艰巨任务。她们不仅是一支出色的后勤部队，还是一支善战的战斗队。二过草地后，这支队伍只剩1000余人。

    因为参加战斗，红四方面军女红军人数一直在减少，妇女独立师也被缩编为妇女独立团。三大主力会师后，她们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最后仅剩300余人。有的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而红二方面军至少有１８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就在其中。红２５军参加长征的是７名女护士，当时被誉为“七仙女”。

    （综合《党史博览》、海南日报、人民网、新华网等报道整理）

部分长征女杰合影（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王泉媛，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奉命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

王定国，1933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任四川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邓颖超，1934年10月，带病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刘英，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任中央第二野战纵队政治部巡视员、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军委纵队(中央纵队)秘书长。

李贞，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55年，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邓六金，1934年初，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红军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负责管理民夫、担架等。

钟月林，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陈琮英，1934年为了追随丈夫任弼时参加战略转移，曾同四方面军指挥部“过草地”。

林月琴，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1935年1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廖似光，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到达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巡视员。

杨厚珍，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因敌机轰炸负伤。

李坚真，1934年初，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同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第二野战纵队司令部民运科任科长，1935年2月调任干部休养连政治指导员。

危秀英，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

刘群先，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总工会女工部任部长。

刘彩香，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李伯钊，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1935年9月，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办文艺训练班，随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工农剧社社长，同年7月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到达陕北。

吴仲廉，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干部休养连担任秘书，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