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病情也十分关心。

　　自1971年以后，毛泽东的体质迅速衰弱，他的健康情况很不稳定，且好的时候少。有时连续几天大量工作，有时他又因帕金森症发作卧床不起。

　　毛泽东身体状况虽然日衰，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

　　就会有个急切的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主席。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对此，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拒绝这个热忱的世界。

　　1973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动达到了高潮。而此时，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越来越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周恩来非常着急，他除了及时了解病情和指导眼科专家的会诊外，还告诉摄影记者拍摄毛泽东和外宾会见的照片时间，必须严格限制在3分钟以内，多1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另外，周恩来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毛泽东。他在写给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封信里说：

　　“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爱护和关心，真可谓入丝入毫，点滴不漏。

　　1975年8月，医生决定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摘除手术。这种手术属于一般性的小手术，但周恩来仍然不放心。尽管他自己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但却坚持要到手术现场。为了不干扰毛泽东的手术，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领导人提出不到手术室，不与毛泽东打招呼，几个人坐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一直等毛泽东手术做完之后才放心地离去。

　　毛泽东的手术像周恩来预期的那样，非常成功，他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1975年10月下旬，为了“延长生命”，医生给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到这时，周恩来先后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因罗杰斯及其助手们为住“13”楼而生气时，给他们讲中国寓言“不怕鬼的故事”。罗杰斯等人听后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消失了。

　　然而，周恩来这次巧合了“13”这个“凶数”。他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周恩来此时不但卧床，而且已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膀胱等部位整个都烂了，但头脑仍然很清醒。卫士和秘书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听广播。

　　到12月，周恩来已经高烧不断，说话都越来越艰难了，声音非常微弱。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发表，已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恰好从广播里听到，便让秘书去买来诗词，并让他们读。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周恩来的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可是，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双唇紧抿。秘书收起诗词，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让秘书把诗词放在他的枕边。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非常真挚而深厚的，即使在弥留之际，还惦念着毛泽东的病情。

　　有一天，他醒过来，用微弱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地问医生：

　　“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周恩来说完后，又昏迷过去了。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毛泽东头像和“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的像章。从这枚像章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这枚像章，周恩来从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无疑反映着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

　　据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回忆说：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有那么多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

　　周恩来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这也是他和毛泽东成功合作关系的主要之点。人民是他们心中的“上帝”，“人民万岁”是发自他们内心肺腑的口号。他们都把自己融化在国家、民族和人民之中，并愿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切，所以他才对毛泽东表现出无比忠诚。

　　据秘书和医护人员回忆：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多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每逢这时，他们的心中都特别痛苦。如果毛泽东身体好一些，能够到周恩来的病房看一眼，在周恩来的病床旁边坐一下，对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对于我们的历史，都将是多么感人的一笔啊！

　　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担心。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讲话困难，仅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两位伟人同时处于这么严重的病态之中，他们的病榻相距不远，然而却被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无情地隔开了。一个在北海西岸305医院内，一个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他们情有所往，不忍相见，无力相见，也永远不能相见了。

　　1976年1月8日。毛泽东几乎一夜未合眼，此时他正卧床，侧身看着文件。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急匆匆地赶到游泳池毛泽东卧室，将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周恩来的逝世，毛泽东显然早已料到了。在近几年的医生报告中，早有所觉，长期的伤感，使他的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自己内心的悲伤和痛苦。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便没有安排他参加有关周恩来逝世的一切活动。

　　据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

　　普通人的心中，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我心里许多时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走不动了。”

　　毛泽东这时已站不起身，他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举步维艰，离不开轮椅，不能讲话那种晚年的病态和痛苦的心境。

　　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