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的推断，这篇文章也有了回应：“果然，在回到北京以后，再细翻《明实录》，居然查出，又过了多少年，彭和尚被明朝军队所擒杀。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在我的书里面，不但看法是错误的，连史料也是不完备的。”
如此看来，这部《朱元璋传》就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重新予以理解和修改的必要了。在与毛泽东交谈和读到毛泽东的信之后，吴晗开始了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的学习。他细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认识了国家的意义、阶级的意义；他还认真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他尤其感到，从毛泽东的著作里，他“懂得了辩证法的运用”。通过这些学习，他说：“我不再赞叹彭和尚了，我已经应人民的征调，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服务。”
在这段时间里，吴晗一面紧张工作，一面思考。从“赞叹彭和尚”的功成身退，到进政府为人民服务，这中间有了很大的转变。所以，吴晗并未立即开始动手修改《朱元璋传》，而是“蹉跎”了5年。到了1954年4月，吴晗才下定决心，挤出时间，按当时的思路和对毛泽东指示的领会，开始重写《朱元璋传》。
这是第三次修改这部书了。因工作繁忙，吴晗断断续续用了一年的时间，将书稿修改完成。可是，面对时代的进步，吴晗反倒没有信心起来。所以，这次修改稿并没有正式出版，而是油印了100多本，分送给各方面专家及朋友，以听取意见，当初提出意见的毛泽东当然在其中。
当时反馈回来的意见，多和时代潮流相关。很多学者指出这个本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分析得还不够。对此书分量最重的意见，自然来自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
这，也许是吴晗始料未及的。
吴晗当初写这部书，除经济原因外，政治上就是为了“影射蒋介石”，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既然如此，对朱元璋的描写，怎么会好得起来？何况朱元璋后来诛杀大臣，祸害百姓，用锦衣卫等特务手段制造社会恐怖，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的情况，正史、野史均有充分记载，这也是吴晗当初选他出来作为反面人物，以讽时世的基点。可眼下，毛泽东提出这样的意见、建议，几乎有着使《朱元璋传》基点动摇、伤筋动骨的味道。
四
以阶级关系、阶级矛盾的眼光分析不够，再加上毛泽东的被吴晗概括为“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够全面”的意见，使吴晗十分为难。以他当时的观念，以他所受到的严格的历史学研究方面的训练，一下子要将这些意见建议消化、吃透，并立即改正过来，显然有太大的困难。
此书对史料的运用大约已经很充分了，现在主要是思想、角度，就是如何来看待和运用这些史料的问题，这的确使吴晗更难措手。因此，等到下决心修改《朱元璋传》时，已是再度“蹉跎”了9年之后的1964年。
1964年2月，生病休假中的吴晗，开始了对该书的第四次改写。因为时间充裕一些，每天都可以动笔，经过两个多月，《朱元璋传》终于定下稿来。
在定稿的“自序”中，吴晗还谈到了重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通过对这个具体人物的叙述，了解这个人物所处的时代；通过对这个具体人物的总结，提供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尺度……”
那么，这个定本，与先前的本子相较，有哪些明显地修改呢？在《由僧钵到皇权》这个小册子里，吴晗对朱元璋一手制造的胡惟庸、蓝玉等冤案，做了详细地揭露；记录了他以此诛杀臣属就达5万人之众，以致“杀得全国寒心，出现了人人战战兢兢”的局面。此次改定本中，虽然仍存留下被杀的重要大臣名单，及其他被滥杀的大致人数（10多万人），但却对朱元璋的这一行为做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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