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对《孙子兵法》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孙子兵法》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天津市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刘春生先生。

　　“我确实读了许多关于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

　　记者：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成就举世瞩目。国外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普遍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孙子兵法》，而不是西方的军事学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春生：这种说法不仅国外有，国内也有；不仅现在有，过去也有。1931年11月瑞金会议到1935年 1月遵义会议期间，党内一直有人这样讲，不过当时是用批判、责难的方式提出来的。客观地看，《孙子兵法》对毛泽东的影响确实巨大。看一看毛泽东的军事论著，翻一翻毛泽东的作战电令，到处都可以找到《孙子兵法》的痕迹，中国古代兵法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源泉。毛泽东在回顾他的革命生涯时也坦言，“我确实读了许多关于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当然，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只不过受《孙子兵法》的影响比较大罢了。

　　记者：毛泽东在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是如何借鉴、研究《孙子兵法》的？

　　刘春生：毛泽东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 也是他研究、运用古代兵法的过程。如何以弱小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里没有答案，西方的军事著作里也没有答案。《孙子兵法》、《六韬》、《尉缭子》等中国兵法著作里有丰富的以弱胜强的思想可供借鉴，这是毛泽东研究中国古代兵法的内在动力。中国古代兵法给了毛泽东战胜强大敌人的信心和智慧。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注重军事理论研究，注重吸收古代兵法中有生命力的成分，借以充实、完善革命军事理论，指导革命战争。在革命处在危难之际，毛泽东提出了“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既是革命形势所迫，也是其受古代兵法思想影响的结果。毛泽东倡导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是受到《孙子兵法》“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思想的影响。毛泽东以此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既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毛泽东对《孙子兵法》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结果。

　　到陕北后，毛泽东为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曾三次给在白区工作的刘鼎、叶剑英等人写信，非常迫切地要他们“买一部《孙子兵法》来”，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对毛泽东构建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反复引用《孙子兵法》，借鉴兵法思想研究战略问题，指导革命战争实践和抗日战争实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赋予了《孙子兵法》新的生命，发掘了《孙子兵法》新的价值。

　　毛泽东曾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当慎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这段话实际上是毛泽东学习研究、借鉴运用并发展《孙子兵法》的切身体会。继承这份文化遗产，在实践中学习研究，在实践中借鉴运用，在实践中创新发展，这就是毛泽东对待《孙子兵法》的态度。

　　“只能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

　　记者：毛泽东最早借鉴《孙子兵法》指挥作战是在什么时候？当时毛泽东是否读过《孙子兵法》？

　　刘春生：毛泽东借鉴《孙子兵法》指挥作战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有文献证实的是大柏地之战。1929年1月，蒋介石命何键纠集湘、赣二省国民党军队三万余人，五路并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企图一举消灭井冈山红军。在此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提出：“我们既要保住红军，又要保住根据地，那只能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它是击破敌人‘会剿’唯一切实可行的策略，也是确保井冈山红旗始终不倒的最积极的方针。”他还解释说，战国时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国并不派兵去邯郸，却反过来围攻魏国都城大梁，结果魏军不得不回国救援，赵国都城也就此解围。大家赞同毛泽东的“围魏救赵”之计，决定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迂回敌后，向赣南闽西进军；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会同井冈山地方武装坚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打乱了何键的部署，何键急忙追击堵截，红四军在大柏地一战打败敌军。陈毅曾说，大柏地一战“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毛泽东什么时候读的《孙子兵法》至今仍没有确切答案。毛泽东本人多次说过遵义会议时他还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又有好多例证证明遵义会议前他确实读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在开展武装斗争初期不会对《孙子兵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毛泽东很可能看到过《孙子兵法》。《孙子兵法》的思想在两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之中，毛泽东有可能通过读史书、小说、听戏等文化传承形式掌握了《孙子兵法》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吴黎平曾回忆，1933年2月，毛泽东推荐他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副部长，当时毛泽东亲口对他说：“我也读过《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有重要的一条‘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点说得很好。”李德也曾回忆，长征开始时，毛泽东曾引用《孙子兵法》“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来鼓舞士气。吴黎平和李德的回忆都是可信的。毛泽东说遵义会议前他还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可能是说那时他还没有对《孙子兵法》进行认真系统的研究。我认为把毛泽东的话简单地理解为那时毛泽东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是不符合历史真相和文化事实的。

　　“《孙子兵法》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记者：据说，新中国成立后有人研究《孙子兵法》时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同《孙子兵法》加以对照，毛泽东得知后不甚满意。毛泽东本人是如何看待《孙子兵法》及他自己的军事著作的？

　　刘春生：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这两个阶段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在《论持久战》中又指出：“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给予《孙子兵法》如此高的评价，在其对待中外文化遗产方面是绝无仅有的。

　　1960年5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说：“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毛泽东说：“我不觉得有什么好。”“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的话，说明毛泽东并不完全赞同蒙哥·马利对他军事著作的评价，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军事著作与《孙子兵法》相比“不觉得有什么好”。我认为毛泽东不完全是谦虚，是比较符合事实的。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大多内容适合于当时但不一定适于当今、适合于中国但不一定适于外国，时空的穿透力恐不及《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五六千言，几无瑕斑，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无论把《孙子兵法》中的任何一句话拿出来剖析都会散发出真理的光辉。用之于小处它不大，用之于大处它不小。我这样讲并不是抹杀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的伟大更在于实践。毛泽东曾说：“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一位大理论家，但他自身缺少实践活动，秦始皇是一位大实践家，但他自身缺少理论建树，毛泽东是一位理论与实践兼而有之的历史巨人。毛泽东的军事实践与他的军事著作相比更杰出、更卓越。

　　记者：有的文章说，毛泽东晚年床头放着一堆书，其中就有《孙子兵法》，他常常圈点翻阅。你怎么看此事？

　　刘春生：我也看过这样的文章，但在权威的回忆中没有见到这样的记载，也没听说毛泽东在哪一本《孙子兵法》中做过圈点。不过毛泽东晚年确实非常钟爱《孙子兵法》，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在生日聚会上以及会见外国政要时多次回忆到他研究《孙子兵法》的历程，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也在那个时期；他还经常阅点有关《孙子兵法》的经典著作，评说古代名将运用《孙子兵法》的利弊得失。毛泽东在他晚年的谈话和读书批语中包含着大量研究、评点古代兵法的内容。他评点的对象一方面是一些富有实践意义的原理，一方面是一个个鲜活的实例，内容非常丰富。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是一座珍贵的思想宝库，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新领域。

　　“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

　　记者：毛泽东在读《新五代史·刘寻传》时评点道：“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您是怎么看待这一评点的？

　　刘春生：毛泽东此处评点的本意是，研读兵书要掌握思想精髓，临机动举制敌；不能食古不化，照着本本打仗。毛泽东的评点是非常深刻的，揭示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本质。但是，我读此却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兵法的滥用。“国礼不行于军，军礼不行于国” 是中国兵法的一大原则。战争是解决争端的特殊方式，是不得已的办法。政治家、战略家不能把特殊方式当作常规方式，不能把不得已的办法当作唯一的办法，滥用兵法，偏走极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很多，毛泽东本人也没能避免。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兵法出神入化、冠古绝今。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甚至水利建设等方面仍然惯用兵法的对抗思维，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以斗争为纲，“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为千古戒。我们研究《孙子兵法》，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

　　“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

　　记者：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认识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