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床头，总放着一个木制小药盒。毛泽东外巡，小药盒也跟着主人走南闯北。据工作人员回忆，这个小药盒还是1954年由中南海木工组制作的，当时刚刷过洁白的油漆，看上去很精致，招人喜爱。20多年后，小木盒上的油漆变成了土黄色，棱角的漆已脱落，显现出陈旧的本头本色，它作为领袖身体状况的见证之一，展现在人们面前。
    打开盒盖，可见当时毛泽东日常用药情况：右侧放的外用药，有碘酒、脚气粉、龙胆紫等；左侧放的内服药，有复合维生素、米尔顿、南不妥等。其余的格子里放着小钳子、棉球等小器械，这些药品，往往是由保健医生开出处方后从药房取出放进盒内的。毛泽东对他的医生说：“我看你们容易迷信药物，不要有点小病就用药。人还有抵抗力嘛，先让自身的抵抗力与细菌作战，能战胜就不要用药。如果抵抗力差，你再用药帮他一把，这也是自力更生为主嘛！”他还说：“我的生活里有四味药：吃饭、睡觉、喝茶，大小便。能睡、能吃、能喝，大小便顺利，比什么别的药都好。”“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那孔夫子现在要活着该有二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甚么样子了？”“人哪有长生不死的。”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的小药盒常常药物很少，尤其是从来没有补药。
    毛泽东有自己的医疗证，指定医院是北京医院，但他极少生病，也不愿意一点小病就叫医生看，所以很少去那里看病，而且也很不喜欢服药。遇有生病，首先总坚持用意志去战胜，实在不行，才要身边保健医生诊断，并要医生、护士及身边工作人员一再规劝，才服点药，有时还接受工作人员在医生指导下为他灌肠、按摩。惟有服安眠药很自觉。他长期操劳党和国家大事，睡眠严重不足。延安时期曾有过工作人员为毛泽东一星期内总共睡了20个小时觉而进行专门庆贺的故事；过度的紧张，使他患下失眠症，因此就常服用安眠药。有一次，傅连暲在清理战场上缴获的敌方药品中发现有一瓶安眠药，马上想到给毛泽东试试，谁知服用以后效果很好。想到能解决领袖的睡觉问题，傅医生像捡了大宝贝一样高兴，他一直精心为毛泽东保管着。毛泽东也极为满意，他高兴他说：“世界上发明安眠药的人真大有功劳！”
    1961年，国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有一天，毛泽东见护士长到来，他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语气沉重地找吴旭君谈话，“现在国家困难，各方面都要节约开支，要精兵简政，我要带头执行。你呢，也要帮帮我的忙。我的秘书、卫士都减少了，请你多承担些工作，既当护士长，再兼点医生方面的工作。我们订个约法三条：
    第一，我发烧不超过三十八度五不许去找医生，小病就由你看；
    第二，你学着搞些国际问题研究，每天抽时间看《参考资料》，把主要内容讲述给我听，还要和我一起读读英文；
    第三，你也参加一些卫士的值班。行么？”他期待地望着吴旭君，直到她愉快地点头答应。
    随着国事的操劳和年龄的增大，毛泽东的失眠症也越来越严重。50年代初，小药盒里常放“速可眠钠”、“安米妥钠”等药，后来，又不离“米尔顿”、“南不妥”等安眠药了。毛泽东临睡前约半小时，护士长或卫士送给他第一次服的药，服下后他停止手头工作，拿起毛笔，练练书法，此时写字可算消遣型，也就抄抄现成诗词，或临摩王羲之、王献之、怀素字贴。约20分钟后服第二次药，服后工作人员一般不再与之谈话，有时只由值班卫士帮他搞搞按摩，促进睡眠。正式入睡前，有时再服第三次药。服药多少，睡多长时间，由保健医生根据毛泽东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或协商而决定。
    有段时间，毛泽东特别爱吃一种霉豆腐。这种豆腐的作法是：买回鲜豆腐，撒上一些花椒粉，将豆腐放在较潮、阴的地方发霉，然后用菜叶子包上放进缸里腌，几天以后取出煎食。不久，保健医生发现毛泽东多痰。经化验是食这种豆腐所致，因此不同意再吃。毛泽东不高兴。接见尼克松后他请医务人员吃饭，第一个菜就叫上这种豆腐，医务人员无可奈何，不得不在药盒里增加点化痰的药。这个事很快被湖南人知道了，他们马上给毛泽东送去家乡产的大桔饼，说是常吃可以化痰止咳。也许毛泽东坚信有时土单方可以胜过西药丸，也许可以寄托愈老愈浓的思乡情，他停止服药盒的药丸，总叫工作人员切碎桔饼泡水喝，坚持到临终。在他的遗物中还有吃剩的3个半桔饼呢！
    不知什么时候，毛泽东又患上脚气，于是药盒里又多了脚气粉。他听入说吃糙米可以治脚气，（也许这种传说正中毛泽东想吃糙米的下怀），于是他跟护士长提出想吃点糙米饭。70年代的中国，大部分农村都普及打米机了，在北京要找糙米谈何容易。生活管理员想了个办法，他到郊区弄来谷子，叫警卫战士利用业余时间帮助脱壳，好不容易弄得一点货真价实的糙米，当香喷喷的糙米饭端到毛泽东面前时，他高兴得像小孩得了糖，扒了半碗饭还没夹菜呢！
    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缓缓驶进长沙，81岁高龄的他带着重病住进了省委九所，开始了为期114天的休养。随行人员仍旧把带来的药盒放在他的床头，盒子里的药品增加了！
    岁月不饶人，自然规律无法抗拒。1971年春上，毛泽东生病了，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大叶性肺炎。之后，林彪事件又给他本来已衰老的身心造成了新的伤害，加速了他的衰老过程。此时，毛泽东变得沉默寡言，抑郁不欢，白发也骤增。在对待疾病的态度上，毛泽东的个性表现得很突出。有时坚持己见，且很固执；有时怀疑医生、药物的作用。他说：“医生的话只能信三分，最多信一半。”满以为自己的身体可抵抗住疾病的侵袭。正因为如此，他的病愈拖愈严重，以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受到病痛的折磨。
    1972年1月，由于肺心病招致严重缺氧，他突然休克，经全力抢救才脱险。以至2月份接见尼克松时，身体还十分虚弱，脸色腊黄，全身浮肿。需要秘书扶着才能站起，甚至连说话都有困难，1973年出席中共“十大”时，是等全体代表退场后才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离去的。
    1974年初，毛泽东又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开始，他觉得自己看东西模糊、吃力，他把这一现象告诉身边的机要秘书，却又不让请医生治疗，不让告诉任何人，自己硬挺着。不久，眼睛几乎失明，这使习惯于自己批阅文件、手不释卷的他极为痛苦，才不得不考虑治疗。医生会诊后，考虑到这种病需经过初发期、膨胀期、成熟期和过熟期几个阶段后方能实施手术治疗，于是毛泽东决定外出休养。7月他离开北京，在武汉住了一段时间后便来到长沙。
    这次外出，自他住下以后，每天都有一架飞机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替他送来文件，又把批阅过的带回北京。结果他每天休息的时间很少，仍旧孜孜不倦。白内障给他带来的痛苦不小，他的眼睛已不能看文件、报纸之类费力的东西，全靠身边工作人员给他念，秘书，医生、护士、服务员都给他念过文件、报纸，后来他自己还曾凤趣他说，他在长沙是“听文件”。1975年7月23日，由我国著名的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做了眼睛手术。眼睛复明后，很久没有看电影的毛泽东在1976年春节看了一部电影《难忘的战斗》。当看到解放军入城时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时，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临终前一天的护理记录真实地记载这位伟人的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不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