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６年１月，岸英伯父回到祖国。爷爷见到他欣喜异常，给仍在苏联学习的我的父亲去信写道：“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后来他们之间的通信，有的通过伯父转。爷爷在给伯父的一封信中写道：“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父子之情跃然纸上。１９４７年９月，父亲回到祖国。爷爷给伯父去信说：“岸英：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是啊，１９２７年分别，那时我父亲才４岁，现在，爷爷多想见到颠沛流离的儿子啊！但是，就像伯父刚刚回国，爷爷就把他送到农村参加劳动，上“中国的劳动大学”一样，父亲也被安排到农村参加土改试点和农业劳动。他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省克山县，那里生活艰苦，土匪猖獗，疾病流行，当时气温低达零下３０多摄氏度。父亲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整整８个月，参加了当地土改试点的全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从事俄文翻译工作。他精通俄文，工作勤奋，风华正茂，才思敏捷，对工作精益求精。他先后参加翻译了列宁著作《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等，编入《列宁全集》；翻译了斯大林著作《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编入《斯大林选集》；还翻译了《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巨匠》和《联共（布）关于青年工作的两个决议》等政治理论书籍和重要历史文献。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需要很深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俄文功底，要求严，标准高，父亲出色地完成了翻译任务。所有这些，以前很少有人知道，父亲也从未提起。多少年后，当人们在国家图书馆、在人民日报上查到这些译著和译文时，才大吃一惊：在两三年的时间，他竟然翻译了这么多著作！有关部门认定，毛岸青是我国马列经典著作的优秀翻译家，是经典著作翻译战线的前辈，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际，伯父毛岸英与我的大姨刘思齐喜结连理。在他们家，父亲认识了大姨的妹妹――我的母亲邵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伯父报名参加志愿军，投身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同年１１月２５日在朝鲜壮烈牺牲，年仅２８岁。爷爷老年丧子，大姨失去了亲爱的丈夫，我的父亲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兄长。伯父的遗骨没有运回国内，在朝鲜就地安葬。从那时起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中，大姨、母亲和李敏、李讷两个姑姑，都曾不远千里到朝鲜为岸英伯父扫墓，我本人也去过四次，两次受到金日成主席接见。然而遗憾的是，父亲一次都未能踏上朝鲜的国土，去看望他亲爱的哥哥。

　　１９５３年，父亲因病赴苏联治疗，回国后到大连休养。爷爷时刻关心着父亲，嘱咐他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同时还十分关心父亲的婚恋生活。在爷爷的支持下，父母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恋，终于在１９６０年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父母回到北京后，在爷爷身边度过许多幸福的时光。爷爷时常向他们讲起杨开慧奶奶，他说，当时在党内，开慧是坚决主张武装斗争的。爷爷还手书了他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送给我的父母。第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写成了“我失杨花君失柳”，母亲提醒说，是不是有笔误？他回答，作为亲人，称为“杨花”也很贴切。后来，父亲多次和我谈起这段往事，我十分感叹。我想，奶奶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坚贞爱情，她舍弃自己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母亲，大义凛然走向刑场，她不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