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毛主席在武昌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主席批评浮夸风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他反对向共产主义穷过渡，批评那个在徐水搞的共产主义试点。毛主席说，这种做法让他有点恐慌，会犯冒险主义错误的。（因为毛主席讲话时刘少奇和彭真都插话说只要每人达到150元到200元消费时就可以过渡。）他不同意刘少奇、彭真趁穷之势来过渡的主意。他动感情地激烈反对高指标，他说：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死五千万人。他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他认为现在不整顿就有亡国的危险。他公开对坚持高指标的人表态：他不仅要做机会主义，而且已经是机会主义，他就是要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他自己。他公开宣称：他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他的冒进，现在他反别人的冒进。他要求人民日报要宣传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他告诫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要杜绝亩产万斤的虚假报导，否则新华社也有变成国民党中央社的危险。人民日报就有变成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危险，他要求吴冷西要敢于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不发他们的文章、消息，一定要卡死。但由于负责宣传阵地的领导者也是犯急性病的人，始终并未落实毛主席的要求，吴冷西也无可奈何。会议期间他还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他把这件事与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联系在一起。他还动感情地说，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他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他强调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11月28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在审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较集中地反映了毛主席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这个中央文件其中有三段话是毛主席修改时加进去的，也是文件中的精华部分，完全是针对党内那些犯急躁病的“左”倾冒险主义行为而写的。因篇幅原因，仅介绍毛主席写的概括方面，即强调农村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所有制的过渡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必须清醒地认识，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过渡到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我国现阶段不应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主席对党内高层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批评一直是循循善诱、耐心等待，时隔52年了，读起来还是那么沁人肺腑！12月9日毛主席又不厌其烦地讲了十二个问题，对方方面面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分析，期望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高级干部快快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八届六中全会后，毛主席一直心系着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大事。1959年2月下旬，他亲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进行社会调查，他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中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下去，“共产风”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使他意识到对中央及省部级干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不继续加大力气触动是不行的了。于是2月27日至3月5日他又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中毛主席对“共产风”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他说自去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就刮起了一股“共产风”，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的下面一段激烈的话可以穿透时空让今天的人们听了也会永世难忘，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出党籍。我犯了什么罪？无非是不要一平、二调、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还是生产队，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两级，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来办事。他的这段话表明了他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立场是尖锐相对的，也反映了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工作在党内高层的阻力之大。

    这里顺便提及的是，30多年来那些歪嘴和尚，不但隐瞒毛主席下大力气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历史事实，还节外生枝地讲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等胡言乱语。事实上，他在纠“左”中，对“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感到痛心，对未能防止某些“左”倾错误进行自责，带头作自我批评。他强调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责任应由中央和他本人承担。在毛泽东的讲话整理稿中，原本有一段他作自我批评的话：“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作及时的明确指示，我本人在这方面就负有责任，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这不能责备他们。”后来因中央不同意写上“我本人……有责任”这句话，他也只得无奈了。

    自从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由于纠“左有了力度，人民公社运动终于开始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从那以后人民公社一直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1959年的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重点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文件特别强调在公社的三级核算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重审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24天以后，4月29日毛主席为了巩固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珍贵成果，他又提笔给中央以下的中国六级干部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在新中国至今的60年历史和中共建党88年的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举动。这封信事实上是给包括中央在内的当时中国的所有7级干部的公开信，《党内通信》展示了毛主席下决心清扫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决心，他不允许这种错误再有抬头或滋生的机会和土壤，所以他明知当时中国农村小队级的干部极少是共产党员的状况却还是在信中必须包括他们，让他们把中央的精神最直接地传递到中国每个农民的心坎上，杜绝任何个人或组织企图截留或篡改。信中讲的六个问题，虽然全是农业问题，但每个问题的平铺直叙都针针刺着“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事实上他是在同中国的最底层干部和农民讲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实事求是，也是他想如何从中国农民的心灵上最快地消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几个月来给他们造成的极端精神创伤。信中最后的那段不足80个字的结束语，象历史的钢钉一样再一次把毛主席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决心载入了史册。他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只要不是隐瞒历史和篡改历史，而是采取历史地看待历史的马列主义立场，那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那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就会有一个公道的评说。究竟是谁在一错再错，而又是谁在这个进程中为纠“左”而奔波、呼喊，甚至多次动感情？只有历史的回答才是真实和可靠的。但是讲历史的真情会对“有些人”不利，所以1981年5月19日有关人就作出了决定：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问题，毛主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有的问题不能写的很细，不宜说清楚，甚至有的略而不谈。（见《冯文彬在中央党校传达六中全会精神》1981年7月4日－7月8日）。因而毛主席那些纠“左”的举动就被“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全部蒸发掉了。30多年来中国大地上冒出的那股以丑化、妖魔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起家和得意的各种歪嘴和尚们也就应运而生了，其掩盖历史、歪曲历史的丑陋行为也被载入史册，相信历史的老人终有一天会教训他们的。

    当然，对产生的那场历史错误，作者是很难用一篇小文就能全部诠释得了的，这也就是作者多次申明：仅在说明那个时代的毛主席，在还没有发现错误存在的时候，他是满腔热情支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但当以“五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出现以后，他又毫不犹豫地耗费大量心血去纠正它，而且是始终站在纠“左”的最前列。所以邓小平在1980年接见外宾时也没法回避地讲到“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今天本文作者所要得出的结论是：不要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这个屎盆子全扣在毛主席身上，更不要借丑化、妖魔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机，行贬毛、反毛、否定社会主义新中国前30年之实。是否坚持历史地看待历史这个准则就是能否得出这个结论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