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与同志刘静贞结婚。不久，他初次为国民党的特务所捕。幸未查出他的真实身份，羁狱四十余日即被营救出狱。1929--1930年，开始接触到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结果与陈独秀等八十多名老干部一齐转向托派;1931年5月，他代表“无产者”派与陈独秀一起参加中国托洛茨基派组织的统一大会，被选为中国托派统一组织的中委，兼宣传部主任。不久被逮捕，判刑十五年。因中日战争发生而提前获释、实际在狱七年，出狱后与妻子在安徽乡间养病，校改和续译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1940年回上海、参加中国托派组织的领导机关--《斗争报》编辑部。同时翻译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第二、三两卷)。自从1939年新的世界大战在西欧开始后，中国托派的领导人中发生了意见分歧。主要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被卷入世界大战后我们--中国托派--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问题。争论延长，又因政治问题牵涉到组织问题。结果，中国的托派组织终于在1942年重新分裂了。郑超麟是后来命名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派的领导人之一。

　　1941年12月7日，日军占领上海的外国租界，抗日革命活动处于异常艰难。从那时起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为止的几年中，郑超麟的主要精力放在写作方面。除了编辑托派的地下刊物《国际主义者》外，他撰写了《回忆录》和《三人行》这部对话体的政论集。后又撰写了《不断革命ABC》与未完成的《陈独秀传》。为了谋生，还翻译了意大利作家西龙尼的《丰丹玛拉》等书。1945年8月--1949年5月，他写了大量文章登载在公开出版的杂志《新旗》上。新中国建立后，他作了系统的研究，撰写了《国家资本主义论》一书。在解放军来到上海前夕，他所属的一派改组成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郑超麟是新党七名领导者之一。1952年12月22日，全体党员、所有中国的托派，连同他们的同情者均被捕入狱。从此郑超麟经历了长达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涯。1979年6月，他和其他十一名幸免未死狱中的同志重新恢复了自由。

　　从1979年6月出狱到1998年8月逝世的十九年中，郑超麟的身体虽因长期受到摧残而局部残废，但他过的不是一般老年人的退休生活，而是投入十分紧张的思索与写作生活。这时期内他协助一些历史学家编写中国革命与中共(包括托派)的信史，纠正过去官方历史家在这方面有意与无意的歪曲，特别是纠正过去对于陈独秀的诬蔑与歪曲。此外他对中国与世界革命的基本问题作系统的与独立的思考，并且写下了思考的过程和结果。他的这三方面的努力，记录在将近百万字的文稿里。可惜迄今只有小部分能获得出版机会。虽然从1979年起他已获得人身自由，还被推荐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会委员，但他仍戴着“反革命”帽子到歧视。

    他所著的回忆录虽曾获准以“内部发行”方式印行了两次，他翻译的一本小说《诸神复活》(俄国作家梅列希考夫斯基所作)得以重新出版。他的大量著作中，只有《回忆录》曾被班国瑞教授译成英语，由美国人文出版社出版。德国的鲁道尔夫•西格尔又由此书的英译稿译成德语，由德国法兰克福的书店出版。以此让海外朋友能多少见到中国这位非凡的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生平。妻子刘静贞于1979年6月与郑超麟一起离开劳改营，不足半年后逝世。他们的儿子弗来，生于1938年，夭折于1945年。郑超麟晚年的日常生活是由他的侄孙女照顾的。
 
    1998年8月1日郑超麟病逝于上海，享年97岁。郑超麟一生性格虽历尽坎坷，饱经风霜，但追求执着、坚定，他虽豁达乐观，但性格固执己见，造成人生悲剧。他晚年勤于著书立说，且著述颇丰，留下宝贵精神财富，为中国革命和弘扬传统文化作出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