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延长工程昨开工，明年“哭墙”上遇难者姓名将达10324个 
 

　　90多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孙华富老人，昨天从江宁赶到纪念馆，悼念大屠杀中遇难的多位亲人。宋峤 摄

　　昨日，第一场冬雨冷冷凄凄地洒下，打湿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万人坑”前的广场。随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民间又称“哭墙”）延长工程昨正式开工，长期埋藏在亲人们心中的悲痛记忆和文字史料中的1655个遇难者姓名，将在明年清明节前镌刻到“哭墙”上，从而让这些遇难同胞找到新的归宿。届时“哭墙”上的遇难者姓名将突破1万个。

　　这堵墙

　　这堵墙，刻着1万多名遇难者的名字。

　　这堵墙，背后是30多万个鲜活的面容。

　　这堵墙，寄托着我们对逝者无尽的哀思。

　　这堵墙，提醒世人永远勿忘历史，珍爱和平......

　　这些名字即将刻上“哭墙”

　　著名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位于纪念馆“万人坑”前，是由中科院院士、纪念馆一二期工程设计师、东南大学齐康教授设计的，老百姓称之为“哭墙”。上面镌刻着战后初期，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以及解放以来各时期的幸存者口述证言、出版的各种史料、遇难者家属提供的遇难者名单。

　　朱成山馆长昨天告诉记者，现在的“哭墙”长43米，高3.5米。受条件限制，1995年初“哭墙”刚建立时，上面只刻有3000个遇难者姓名。后来，经过各方努力，遇难者名单寻找、征集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到2007年纪念馆三期扩建工程竣工时，“哭墙”上的姓名又增加5600多个，使总数达到了8600多个。

　　近年来，包括纪念馆在内，各方对遇难者姓名征集继续进行，又发现一批遇难者姓名。朱成山告诉记者，遗属们强烈要求把这些新发现的姓名刻上“哭墙”，但“哭墙”面积不够用。后来，经上级批准，纪念馆开工延长“哭墙”，接着原有部分向“万人坑”方向延伸26.5米。延长时，“哭墙”沿用灰褐色、整体墙面凹凸有致的风格不变，高度也不变，墙的主体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用大理石装饰，墙面采用花岗岩，遇难者姓名就刻在花岗岩上。

　　朱成山说，这次“哭墙”延长后，纪念馆将把近期新发现的全部遇难者姓名共有1655个一个不剩地刻上。届时，“哭墙”上的遇难者姓名将达到10324个，“以后发现新的遇难者名单，将继续刻上。”

　　据悉，整个“哭墙”延长工程在明年一季度完成。明年的清明节，遗属们可以到此祭奠亲人。

　　每个名字都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两种途径确认遇难者姓名

　　1、遗属或亲人书面提出，纪念馆组织专家进行核对，寻找现有史料印证，符合的才能定下来。

　　2、从史料上寻找，相对而言，这种方式找到的遇难者姓名真实性较高。

　　“这1655个名字绝不是随便找的，而是严格考证，必须符合南京大屠杀发生的范围，符合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间，明确是在哪儿遇难的。我们要求每个刻上‘哭墙’的名字都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确保真实性，这是一项严谨而重要的工作。”朱成山说。

　　据了解，即将刻上“哭墙”的遇难者姓名，通常由遗属或亲人书面提出，也有少部分是从史料上找到的。相对而言，史料上的姓名真实性较高，遗属们提出的则要经过严格考证，包括遇难者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及遇难时间、地点、方式等，比如遇难方式，是通过枪杀、活埋、刀劈、火烧，还是其他方式，都要清楚。

　　朱成山说，遗属们提出后，组织专家进行核对，寻找现有史料印证，符合的才能定下来，看似只挖掘到1000多个，其实里面包含了大量幕后工作。

　　纪念馆有许多遇难者遗属们寄来的“证明信”。记者随手打开了一封，是家住南京市鼓楼区福建路的韩顺华大爷寄来的。他在信中详细介绍了岳母的父亲杨春泉被日军杀害的经过：

　　杨春泉曾是大行宫警察局一名巡警，南京沦陷前作为留守人员，负责难民营治安。日军破城后，一部分中国军人败退下来，脱去军装进入难民营。日军喝令杨春泉等人交出，遭到拒绝。12月25日，日军开进难民营，把戴有“国际红十字”袖标的留守人员全部带走，拉到燕子矶江边集体枪杀。杨春泉同事窦某幸未中枪，但被刺数刀，他强忍疼痛装死逃过，后来住到堂坊廊。据窦某回忆，此番屠杀遇难者达200多人，杨春泉就在其中。

　　韩顺华认为，窦某作为证人，与民国档案留守人员名录、国民政府为遇难者家属发放慰问金、燕子矶是死难同胞遇难处等史料可以相互印证。他建议把杨春泉的名字刻上“哭墙”，“让后人记住他的气节，让家人在清明祭奠时有个地方。”

　　收信后，纪念馆对杨春泉的身份进行核对，经专家考证，确认他是一名遇难者。

　　记者拿到部分即将刻上“哭墙”的姓名，发现有的遇难者无姓也无名，比如三呆子、二道标等；有的有姓但无名，比如刘傻子、王老二、许小四等；还有的只是某某人亲戚，比如赵春生三叔、赵春生姐、戚秀英父亲、庞世昌哥哥等。

　　朱成山解释说，这样的姓名也是有依据的，因为有的村子或院子是被集体屠杀，仅有少数幸存，叫不出遇难者的具体名字，但他们几个人提供的信息能相互印证，当时确有这样一个人被杀，时间、地点、遇难方式与史料对这个地方的记载相符，那这个姓名也是可信的。
 
　　“哭墙”成为遗属们祭奠集中地

　　事实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往往没有尸体，没有坟墓，“哭墙”已经成为不少遗属们祭奠亲人的唯一所在。每到清明节，都有众多遗属到“哭墙”前，摆好供品，然后焚香，献花，洒酒，跪拜，通过各种方式悼念他们的亲人。那时，“哭墙”姓名旁边被粘上去的一支支菊花，成为刺痛人们深处记忆的一道别样风景。

　　昨天，家住江宁东山94岁的孙华富老人，一大早拄着拐杖，冒着冬雨赶到“哭墙”前，久久出神地凝望着“孙华金”、“孙李氏”两个名字，那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哥哥和奶奶。从2007年亲人名字刻上“哭墙”后，他无论是否是节日，只要有空，肯定都来。

　　“我记得是12月14日那天，村里的人乱成一锅粥，急着向防空洞跑，68岁的奶奶腿脚不便，以为鬼子也就抢点东西，留在家里没走，结果被中了枪。奶奶的血不断地往外流，直淌了三天，奶奶才离开……”当时跟他一起逃跑的哥哥也未能幸免。“如果他还在的话，今年刚好一百岁，看到‘哭墙’就会想起哥哥。”孙华富老人一边哽咽，一边踮起脚尖，颤颤巍巍地将一朵黄色玫瑰放在奶奶的名字下面。

　　奶奶和哥哥遇难后，没有留下坟墓，孙华富老人一直没地方祭奠，后来他们的名字刻上“哭墙”，他才心安。如今年岁已大，为了不留遗憾，他坚持连续两天过来祭拜。

　　那些等待着把亲人姓名刻上“哭墙”的遗属们，此刻心情同样不平静。昨天下午，记者拨通了韩顺华大爷的电话。他早已听说杨春泉的名字会被刻上“哭墙”，所以很欣慰：“因为没有坟墓，家里已经几十年没地方祭奠老人了。这次‘哭墙’延长以后，把杨春泉的名字刻上，明年清明，我和家人一起去悼念，总算有地方了。”

　　远在河南的包世杰老人今年77岁，他同样期待父亲包久宏（洪）的名字能刻上“哭墙”。当年作为留守南京的特务营的一名文书，父亲被日军杀害在中华门。想到这儿，老人有点激动：“父亲的名字刻上去，我好让我的子孙们前去悼念。”

　　1万个姓名不能否定“被害30万”这一史实

　　有人提出，与当年30多万的遇难者人数相比，现有的1万多人的遇难者名单差距太大，与史实相比照显得单薄，似乎说服力不够强。对此，朱成山明确表示，绝不能以这个1万多人的遇难者名单，来恒定或否认30多万同胞被日军残酷杀害的事实。

　　“这个‘30万’，是远东国际法庭审判得出的法定数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30万，是一个法定的不容更改的事实，也有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来证实这一点。”朱成山解释说，现在遇难者名单只有1万多人，是因为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着手调查遇难者名单，时间跨度长，种种限制条件多，寻找名单的过程十分艰辛，一个个找到也不现实，能找到1万多个名单已属不易！

　　“可以再打个比方，广岛原子弹爆炸死亡10多万人，可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刻下的受害者名字也不过才1万多人，难道你因此就能否认死亡10多万人的事实吗？”

　　《申报》1945年11月即用“南京大屠杀”一词

　　本报讯 昨日，《战时中国新闻传媒和南京大屠杀》（上、下册）在南京面世，该书对当年中国新闻传媒是如何报道这一南京大屠杀的活动，首次进行了全面论述，明确指出，虽然中国新闻传媒的报道起步晚，但后来居上，成为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