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显声

    黄显声早年曾就读于安东道立中学。1919年在北京大学预科读书时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而被迫离校。后投笔从戎，考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三期炮科。1922年毕业后在奉天兵工厂任少校卫队营长。期间，以其精明的才干和果敢的作风为张学良所赏识，遂留作随从参谋。

    此后，一直追随张学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为张学良排忧解难，颇为张学良所器重。1930年，东北军再次入关前，张学良委黄显声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公安局长之重任。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黄显声就觉察到日军对我东北之武装侵略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在多次向当时的军政当局请示而不得主张的情况下，便以警务处的名义，向全省的58个县公安队突击发放了20余万支旧枪，为后来的民众抗日提供了武器装备。

    1931年9月18日下午，黄显声接到公安督察长熊飞报告，称当天早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由日本国内回到沈阳，已经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面，并闻有谋，有可能采取爆发行动。

    黄显声当晚就到公安局坐阵以待，并严令各警察分局及公安队待令行动。晚10时20分，日军果然发动事变，随机炮轰北大营东北军第7旅的营房。19日早晨，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沈阳市区商埠及大小西关。当时沈阳南市场、三经街等公安分局均按黄显声的命令奋起抵抗，这是当时沈阳唯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武装队伍。

    据《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记载：“工业区之六分局，于夜间日军进攻该局时，该局警察仅三十余名，与日军死力抵抗，双方肉搏亘三小时之久，后因子弹告罄，外无应援，遂被日军攻入。于是此数十健儿，悉被日军杀害，碎足折肋，挖胸洞腹，肝脑涂地，尸体横陈于局门外者，多日无人掩埋，状极惨酷”。

“九一八”事变中被俘的沈阳警察。

    在面临强敌力不能支的情况下，黄显声才下令以各分局为单位，尽量携带武器弹药退出沈阳，经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最后他才化装离开沈阳。

    后来，黄显声又奉张学良之命主持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工作。1932年1月3日锦州失陷。此时，他率先积极倡导发动民众武装抗日，并亲率抗日义勇军驰骋疆场，痛歼日本侵略者。在他的努力倡导下，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并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侵华进程。为此，后人曾以“血肉长城第一人”而誉之。

1932年冬季，东北军主力溃逃关内后，留在东北抗战的义勇军。

    1935年，张学良回国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后，成立了一个骑兵军。经张学良坚请，蒋介石才同意让黄显声任副军长兼参谋长，部队驻防陕甘一带。蒋介石建立此军的目的是为了剿共，但由于黄显声接纳了刘澜波等身边的共产党员向其渗透的联共、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并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让共产党在骑兵军的七团、十六团建立了组织，致使蒋介石的意图落空，而骑兵军则成为驻防西北的东北军中唯一没有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发生过任何敌对行动的部队。期间，他还曾多次向张学良进言，劝其与共产党合作，逼蒋抗日。每与张论及“还乡大业”时，必慷慨陈词，直抒利弊。后来，为了表明自己耻于参与剿共战事，他索性离开了骑兵军军部，留居平津。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没忘记向张学良推荐共产党员刘澜波到总部四处（政治处）任科长，并委托刘澜波“将党的政策向张学良作诚恳的解释”。

    1936年4月，中共北方局在西安成立了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把分散在东北军中工作的党的力量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确定了“团结改造东北军，增强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早日转变到抗日战线上来”的工作方针。与此同时，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后，张学良接受了我党的抗日主张。

    为了改造东北军，培养青年抗日骨干军官，5月，张学良在西安城南的王曲镇办起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同年七八月间，东工委改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由当时兼任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负责。就在这个期间，黄显声被我党接受为中共特别党员。此后，他把对党对共产主义的真情实感隐藏在心底，在另一条战线上更加自觉地为党的事业工作。10月，训练团第三期将结束时，张学良特调黄显声接任教育长。期间，训练团在东工委的领导下，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使学员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也提高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广大官兵联共抗日的思想认识，对促使这两支队伍后来与共产党红军形成“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