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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敏:组织领导黄麻起义 壮志未酬含冤被杀
2021-10-28 15:09:56
来源: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马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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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克敏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也是鄂豫皖苏区的红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1906年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紫云区上戴家村。
  (一)
  1914年,戴克敏开始上学读书。他的启蒙老师戴雪舫,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为了启迪学生热爱自己的祖国,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以及中国反动政府腐败无能,出卖国家主权,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的种种罪行,以此唤醒学生努力造就学业,将来为振兴中华而献力。老师所给予的爱国主义教导,在幼年的戴克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逐渐孕育出仇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统治者的思想。
  1924年,戴克敏考入武昌第一师范学校。当时的一师是共产党人董必武、陈潭秋宣传马列主义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在老师和同学中,流传着马列注意的属鸡和进步报刊。这些书籍使戴克敏感到新鲜与渴望,同时也激励他努力造就学业、追求进步与革命。在董必武同志的直接教育下,戴克敏接受了马列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1925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便转为中国共产党。
  1925年6月,戴克敏在武汉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他经常受党组织的指派,挟带着革命传单和标语口号,冒着反动军警逮捕的危险,由武昌渡江去汉口,到那些外国租界去散贴,弄得租界里的洋鬼子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配合武汉声援上海,7月,董必武同志趁暑假机会,派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王秀松、王奠川等回到黄安,他们迅速把黄安的青年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在这期间,戴克敏等还在黄安创办了《黄安青年》小报,转载各地反帝斗争的消息和传播革命理论,使黄安的反帝爱国运动持续了五个多月,全县每个角落都可听到“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军阀”、“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
  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斗争中,戴克敏等还十分注意党团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他亲自介绍了郑位三等人分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使黄安党团组织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扩大。党员人数由原来的几个人增加到十七个人,团员人数由几个人增加到二十个人。由于党团员人数增多,这年秋后,黄安党的工作组决定改为中共黄安县党团特别支部(简称黄安党团特支)。
  1926年9月,北伐军胜利占领了汉口、汉阳,10月进抵黄安。戴克敏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到黄安指导工作,黄安党团特支也由秘密活动转入了公开活动,并将党团特支的办公地址,从七里坪迁到县城。
  党团特支迁到县城以后,戴克敏等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积极筹备建立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和黄安县农民协会。经过多方面努力,1926年冬天,黄安县正式建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戴克敏被选为县党部和县农协筹委会的常委,参加领导全县的工作。戴克敏等派共产党员取代了国民党右派担任的县教育局长职务,夺回了黄安人民的文化教育大权,用地主豪绅六十余年积存的三万“至诚学款”,开办了公费学校,把一批革命知识青年和党团员派到学校去工作,他们以学校为阵地,一面教书,一面开展革命活动。戴克敏等还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积极组织农民与地主豪绅开展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农民协会。在戴克敏同志的指导下,到1926年底,黄安县十个区先后建立了二百一十个区乡农民协会,会员达到五万六千人。在各区乡农民协会普遍建立的基础上,1927年2月下旬,黄安县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县农民协会,戴克敏、王健等被选为县农民协会的常委,负责领导全县农民的革命运动。
  黄安县农民协会成立以后,戴克敏等领导农民掀起了一个捕杀大地主、大豪绅的热潮。农民协会首先率领农民打死了黄安的头号地主恶霸吴惠存,接着又惩办了李介仁、阮纯青、张英莲、李士显等十多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这样一来,地主豪绅的威风扫地,广大农民扬眉吐气,个个兴高采烈。农民协会还号召农民进行抗捐税、抗租课的斗争。经过这些斗争,广大贫苦农民都踊跃地聚集到农民协会的旗帜下,积极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冬天,戴克敏派吴焕先、吴先筹等在箭厂河四角槽门等地办起了“三堂红学”,积极地领导农民建立农民革命的自卫武装。1927年初,戴克敏等又抽出一部分接收的“至诚学教”与地主罚款合在一起,派人到武汉通过董必武购买枪支子弹,同时还请来一些铁匠制造“来复枪”等武器。不久在武汉购买的枪支运到了,加上原有的枪,共有钢枪七十多支,县农协挑选了一百多名苦大仇深、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勇敢积极的青年农民,成立了县农民自卫军。随后,各区乡的农民自卫军也相继建立起来。只要一声令下,全县农民自卫武装遍可集结几万人,他们虽然大多数还是用的刀、矛、梭镖、鸟枪之类的原始武器,但却使地主豪绅闻之丧胆。
    (二)
  1927年初,黄安县党组织派戴克敏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学习期间,戴克敏同志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撰写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农民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颂扬,他认为: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
  1927年4月,麻城反动地主武装趁“四﹒一二”蒋介石叛变之机,打动武装暴乱,围攻麻城县城。当时,在湖北省党部工作的董必武同志立即会同毛泽东同志,决定派戴克敏率领三百名农讲所武装学生驰援麻城。戴克敏受命之后,立即率领三百名农讲所学生军,日夜兼程赶到了麻城,平定了叛乱。
  麻城暴乱平定以后,戴克敏率领农讲所学生军回到武汉,总结了这次斗争的实践经验,撰写了《剿灭麻城会匪经过》一文,进一步论述了发动广大农民起来革命的伟大作用。他说:我们在武汉时,一向喊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这次居然躬身实践,我觉得自己很安慰,总算实际上在革命中尽了些力,虽然这是很微小的一点,但这次的战斗使我得到一个感想,在农村土豪劣绅素来是极有势力现在看见农民协会如此风起云涌,就乱造谣言污蔑农协,哪知道他们越是造谣污蔑,农民越是相信农民协会。麻城民众都很有觉悟,他们都喊我们“武装同志“,并不说我们是团总老爷。农讲所学生向光山进剿会匪时,一千多农民手持武器作后卫,一起与会匪搏战。沿途送水送粥的农民络绎不绝。
  5月中旬,戴克敏又参加了由叶挺指挥的中央独立师平定夏斗寅进攻武汉的战斗,在纸坊附近的土地堂一战,将叛军击溃,败退鄂东,从而使武汉转危为安。
  1927年6月,戴克敏在农讲所结业后,被分配到黄安县从事农民运动工作。6月29日,他从武汉回到了黄安,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并兼任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负责军事领导工作。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了革命,黄安的反革命势力乘机复辟了。农民协会的活动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黄安处在一刀。”当时在黄安屠杀人民的匪酋规定:“凡年满十六岁的共产党员,一律枪决!”在黄安县被反动派通缉的重要共产党人共有九十二名,戴克敏是其中之一。
  在敌人残酷屠杀的恐怖之下,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有的叛变投敌了,有的自行脱党了。但是当时担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农民自卫军的大队长戴克敏仍不退缩,坚持斗争。他勇敢的站到斗争的最前列,与曹学楷、郑位三、吴焕先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人民坚持革命斗争。七月下旬,在县委改组的会议上,戴克敏指出:“现在革命已不是空喊口号的事了!反革命者弓上弦刀出鞘,张开了他们的贪狼饿虎似的大口对着我们,我们革命者若不自己武装起来,把我们的枪口对准敌人扫射,我们自己是没有命的!”县委改组后,决定留戴克敏在县里领导群众坚持斗争,派郑位三、戴季英到武汉向省委汇报黄安斗争情况,听取省委对黄安工作的指示。8月初,在戴克敏的领导下成立了黄安县防务委员会,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等被选为防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指挥和领导全县的军事斗争。
  8月中旬,戴克敏等率领黄安农民自卫军,平息了麻城农民自卫军中有个叫熊振翼的教官妄图拖强叛变的反革命阴谋,使这支革命武装得以保存。这支革命武装后来成为“黄麻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8月17日,戴克敏率领黄安农民自卫军在麻城农民自卫军的配合下,在黄安、光山、麻城边界一举击溃了盘踞在这里的有三千余人的反动红枪会,击毙匪众一百多人,并活捉匪首王芝廷,缴获步枪十二支,马枪三支,战马六匹,刀矛无数。这是戴克敏领导黄安人民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取得的抗击敌人屠杀的第一个大胜仗。9月中旬,去武汉找省委的郑位三、戴季英两位同志安全回到了黄安,带回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对黄安工作的指示。当时,在县里坚持斗争的县委委员戴克敏、曹学楷、吴焕先等高兴地说:“我们找到出路了,我们有奔头了!”县委在七里坪召开了会议,讨论了上级党关于组织农民进行秋收武装起义的指示。在会上,个别的同志提出,我们只有几十条抢,打起红旗后,经不起敌人的进攻。但是,戴克敏等大多数县委领导人都满怀信心,认为:我们有马列主义理论,有党的领导,有人民群总作后盾,打起红旗,定能够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会议最后通过了由戴克敏起草的《中共黄安县委关于组织武装暴动计划》。计划规定:一、迅速建立各区乡的防务委员会,以作为公开领导起义的机构;二、以祠堂,庙宇作为暴动队伍的集结地点;三、大力扩充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义勇队,并加强训练;四、镇压土豪劣绅,没收大、中地主的财产,以发动群众,并为起义作物资准备。县委武装暴动计划发到割区乡以后,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广大群众纷纷要求参加武装暴动。
  七里坪会议以后,戴克敏等县委领导人为了组织秋收武装暴动,进行了十分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戴克敏等共产党人下到各区乡,想群众宣传县委关于组织秋收武装暴动的决议。经过他们的努力,群众又被发动起来了,他们拿起大刀、长矛,扛起锄头、扁担、梭标、土枪、脚鱼叉等武器,到处捕杀地主豪绅,又掀起了一个惩办地主豪绅的革命热潮。仅七里、紫云两区的农民,在三、四天内就处死了几十个土豪劣绅。程卜畈、长冲、大斛乡、王潭河、城区北乡的农民先后举行了武装暴动,他们把捉到的土豪劣绅,都押送到十丈山大庙里,交县防务委员会处理。这就是黄安人民所称的“九月暴动”,又叫“第一次黄安起义”。九月暴动惊动了敌人,10月底,国民党派了一个师的兵力开抵黄安,疯狂的进攻革命,由于敌人强大,革命力量弱小,加之缺乏斗争经验,致使九月暴动失败。黄安县委又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再次决定,留戴克敏在县领导群众坚持斗争,稳定局势,派人到省委汇报黄安斗争情况。当时的湖北省委根据黄安情况,遂于10月21日,派王志仁(王静斋)和原来在鄂南领导起义的吴浩光、刘镇一等到黄安工作,并由他们组成鄂东特委,同事改组了黄安县委,戴克敏参加鄂东特委和黄安县委的领导工作。
  鄂东特委成立以后,11月3日,戴克敏等特委领导人在黄安七里坪文昌宫第二高级小学,召开了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以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和黄安的潘家河、阮家店、箭厂河、程卜畈等地义勇队为骨干,以麻城的乘马岗、顺河集的农民为主要依靠,组织起义队伍,发动武装起义,夺取黄安城。为了统一起义的指挥和领导,会上还产生了由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曹学楷等组成的起义总指挥部,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起义总指挥部设在七里坪。
  文昌宫会议后,戴克敏等起义领导人与党员干部赴各区积极组织农民自卫军与义勇队,并抓紧自卫军与义勇队的训练工作。经过半个月的艰苦工作,很快把一支起义队伍组织起来了。接着,戴克敏等鄂东特委会和起义总指挥的领导人,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武装起义队伍已经组织起来的情况,又在文昌宫小学召开第二次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大家认为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起义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决定马上举行起义,夺取黄安县城。
  11月13日,震惊中原的“黄麻起义”爆发了,两万多起义军,一举攻下了黄安城。11月18日,黄安县第一个红色政权——工农民主政府正式成立了,曹学楷任主席。同时,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也随之诞生了,戴克敏任党代表,潘忠汝、吴光浩分别任正副总指挥,汪奠川任参谋长。鄂东军诞生以后,戴克敏、潘忠汝随即率领起义军主力,对给黄麻地区人民造成最大危害的、盘踞在光山南部的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进行了围剿,打死了反动的红枪会会长,戳穿了红枪会“刀枪不入”的神话。接着,克敏等又率领起义军于11月25日挺近到黄安城南的尹家河、八里湾,打垮了当地反动民团和红枪会,打开了城南地区的革命局面。
  12月5日,国民党派一个师的兵力,向革命猛扑过来,进攻黄安城,革命军在与敌人激战中,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冲锋,黄安城下敌尸横遍地。但终因敌众我寡,革命军不得不突围出城,被我解放了二十一天的黄安随之陷落敌手。
  12月下旬,戴克敏、吴光浩、曹学楷等起义军领导人,经过艰苦转折,在黄安北乡木城寨汇集到了一起。在这里,他们举行了起义领导人的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式,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戴克敏在会上鼓励大家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是长期的,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城市同国民党反动派拼死拼命的争夺。只要我们不放下手中的枪,跟人民群众在一起,坚持斗争,黄安县城是一定会回到我们手里来的!”会议最后决定留下少数人枪就地坚持斗争,将大部分革命军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黄陂木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会后,戴克敏与吴光浩同志在黄安北乡的闵家祠堂集合了工农革命军七十二人,配备七十二支长枪和十一支短枪,从黄安出发向木兰山挺近。一路上打退敌人的围追堵截,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于12月29日胜利达到木兰山区。这时,上级党指示: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下辖三个中队,每队二十余人。戴克敏任党代表,吴光浩任军长,汪奠川任参谋长。并由戴克敏、吴光浩、汪奠川、曹学楷等五人组成第七军的委员会,作为部队的核心领导。
  部队改编后,戴克敏为了这支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呕尽心血。当时虽然战争频繁,生活极端艰苦,但是,他从不因为环境恶劣而放松对部队的思想教育,他经常对指战员讲: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无论作战还是休整,都要注意群众纪律。同时,还要注意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和武装群众,建立革命的铜墙铁壁,粉碎敌人对我们的进攻。
  第七军在戴克敏、吴光浩的率领下,在木兰山转战期间,执行纪律是十分严格的。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可是戴克敏和第七军战士从不无故住宿到群众家里,总是钻草垛御寒。第七军还规定吃群众一桌饭给银元一块。每当第七军打了胜仗,周围的群众也同样分享战利品。比如1928年1月23日,戴克敏、吴光浩同志率领革命军乘敌疏于戒备,出其不意,一举打下了罗家岗,消灭了民团第七军便打开粮仓、当铺,通知各乡农民前去分粮、取当,附近数十里内前来取当分粮的群众络绎不绝,一连闹了三、四天。
  1928年3月下旬,戴克敏、吴光浩等第七军领导人在洪界山陈秀冲举行会议,总结第七军在木兰山转战几个月的战斗情况,感到木兰山距离武汉和京汉路较近,革命军要在这里建立稳固的立足点是很困难的。因此,决定昼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随时准备杀回黄麻老区。
    (三)
  1928年4月间,戴克敏和徐其虚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一个小队,由木兰山转战到黄麻起义区,在紫云一带活动。这时敌人还在到处搜捕革命者,有一队民团驻扎在上戴家村戴克敏的家中,坐等时机,捉拿戴克敏。这时,敌人已先后杀害了戴克敏的叔叔戴先伯、戴先诚、戴先治、戴先敬等。戴克敏同志的母亲和弟妹,也被敌人抓去关进了监牢。戴克敏领导的革命军小队,面对着穷凶极的敌人,在同志和乡亲的尸骨面前,怒火满腔!为了给牺牲的同志和死难的乡亲们报仇,戴克敏率领革命军小队,在群众的掩护下,向上戴家村民团发起了进攻,一举消灭了这股匪徒,缴枪二十来支。这一仗,震动了四面八方,群众到处传说:革命军有一两千人打回来了!其实,当时革命军只有十几个人。檀树岗的民团闻风逃跑了,当地受压迫的群众又发动起来了,配合革命军捕杀那些反攻倒算的地主豪绅。人民群众兴高采烈地把戴克敏率领的革命军杀回起义区,叫做“第二次黄安暴动”,并编成歌谣唱道:“党员游击转回还,先打清乡团,除劣绅,一心要共产,谁敢来抵抗,叫他的狗命完!只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
  随着黄麻老区革命形式的好转,加上敌人内部冲突,迫使一部分“围剿”革命军的敌军撤离了起义区。这时,在木兰山坚持斗争的第七军,在吴光浩率领下,全部返回了黄麻老区,与戴克敏小队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黄焕先等会合。从此第七军就转战于鄂豫边界大别山区。他们在转战的过程中,发现鄂豫边界柴云堡地区位于鄂豫两省三县边界(黄安、麻城、光山),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扎,湖北、河南的反动军队都是朝发夕归。当地贫苦群众,在黄麻起义胜利的影响下,革命积极性极高,很适宜建立革命根据地。
  鉴于上述的种种情况,1928年5月,戴克敏、吴光浩等第七军领导人,在黄安县紫云区清水塘召开会议。会议总结了半年多来艰苦转战的经验教训,决定在恢复老区工作的同时,开辟紫云堡为革命的活动中心,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以创造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从此,革命军在戴克敏、吴光浩的领导下,便迈进了“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新阶段!
  戴克敏进入柴山堡以后,积极开展了各项革命工作。首先,他同当地有较会关系的曹学楷,积极开展革命的统战工作。并采取了一些适合当地社会与政治的政策方针,提出了“有土不豪不杀,是绅不劣不杀”的统战政策。同时积极地可以争取的上层分子工作,使当地的一些“民团”、“红枪会”的头目和上层分子和我们合作起来。如吴文楼的“民团”,曾与我们一起攻打过国民党的“清乡团”一些原来被地主和当地上层分子所掌握的“红枪会”,通过我们的统战工作,变成了被我们所掌握的“红枪会”了。
  其次,为了使我党我军的革命主张和革命政策广泛地深入人心,革命军进入柴山堡后,戴克敏不仅亲自写标语,贴标语,而且还经常派红军宣传人员三、五人一组,到要道上的凉亭、茶棚等歇脚处,向过路群众、担贩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一些过路的人们非常敢动地说:“红军不但保护穷人,免税过关,还倒茶水招待,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第三,积极地开展瓦解敌军的兵运工作。戴克敏经常同负责政治宣传工作的陈定侯、郑位三一起,拟定一些对敌军的宣传口号,如“老总们,你们当兵的都是穷人!我们红军也是穷人,穷人不要打穷人!”、“欢迎穷苦的士兵兄弟们到红军里来!”等等,发给每一个红军战士,让他们在战场上向敌军呼喊,或深入敌后进行张贴。1928年7月14日,驻来家河敌十八军某团十一连在一个排长和司务长的带领下,处决了反动的连长,全连七十五个人,带着七十三支枪,投奔红军参加革命。
  1928年7月,戴克敏等第七军领导人,在尹家嘴召开会议,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宣布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戴克敏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曹学楷任参谋长。全师共一百二十人,分编为四个大队,(对外称团)。这次会议还决定:恢复黄安、麻城等县委改变过去军队与地方组织不分的特殊情况;规定根据地内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建立各级的党组织,积极建立县区赤卫队和群众自卫武装,发展游击战争;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普遍开展五抗运动(抗捐、抗税、抗粮、抗债、抗租)。4月,戴克敏、吴光浩、徐朋人等红军和地方负责人,又在檀树岗召开会议,重组鄂东特委。
  在特委的领导下,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在戴克敏、吴光浩的指挥下,为配合地方各项工作的开展,主动地从割据地区向外扩展。从1929年2月至5月间,红三十一师先后消灭了仙居、熊家河、涂家垸。高桥等地区的反动“清乡团”和“红枪会”,缴获枪支一百四十支,根据地也随之扩大到北至柴山堡、南至八里塆、尹家河,东至麻城的黄土岗,西至孝感的汪洋店,纵八十里,横四百三十里的地区。根据地内一些区乡苏维埃政权也随着建立起来了,土地革命也开始进行。至此,柴山堡革命根据地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一些当年与戴克敏同志并肩战斗的老战士,在回忆这段战斗历程时都说:柴山堡时期,一年有余,上级党从外面派来不少的干部,起到相当的作用。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内,戴克敏、吴光浩、曹学楷、吴焕先的贡献最大。
  1929年春,随着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扩大与发展,干部的缺乏就成为当时比较突出的矛盾,为了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在戴克敏的主持下,红军办起了随营党务干部学校和随营军事干部学校,(实际是短期训练班)抽调党员和连排干部到党务干部学校和军事干部学校学习,每期两、三周时间。戴克敏同志经常利用战斗的间隙给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讲政治理论课,教育党员和干部要树立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他在讲课中向大家指出:“帝国主义必定要灭亡,社会主义必定要胜利”,“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对的,新三民主义是对的。民族主义,就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民权主义,就是要争取人民的自由民主;民生主义,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要真正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就得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学习苏联。”由于戴克敏讲课深入浅出、生动实际、学员听他讲课兴趣极高,收获很大。因此,当时请求入学的人很多。这就为革命大发展时期的到来准备了大批干部,使当时的正规红军到赤卫队各级都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在戴克敏主持下,红军十一军三十一师还创办了革命刊物《红旗》,广泛地向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借以提高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为迎接革命大发展时期的到来,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1929年5月底,党中央为了加强鄂豫边区红军的领导,派徐向前同志到鄂豫边区任红三十一师的师长,从此,戴克敏与徐向前同志就在一起并肩战斗。戴克敏、徐向前率领红三十一师,从1929年6月中旬到7月,粉碎了“罗李会剿”和“徐夏会剿”。8月中旬,又粉碎蒋介石嫡系第一师长刘峙所组织的“鄂豫会剿”。在这三次反“会剿”的战斗中,红军由两百来人发展到七百人,共有长短枪六百余支,红军的战术素养和战斗的能力也都活的累显著提高。
  1929年11月,鄂豫边苏区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戴克敏受大会委托与徐向前共同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他们在《决议案》中,对红军的作战任务和战略战术等等问题具体规定为:一、红军的任务是: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民众的各种斗争,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夺取反动武装,保障和扩大根据地;二、红军的战略战术是: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与敌人采取跑圈子的形式;远距离奔袭和不攻坚等十项原则;三、红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四、关于红军与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关系,以及地方红军的常备队和预备队的区别,任务与训练等等,也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至此,红军的战略战术就较理论化和科学化了。他不仅成为鄂豫边苏区红军战胜敌人,扩大自己的锐利武器,而且成为苏区各级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纲领。
  1930年4月,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在黄安县箭厂河,奉令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戴克敏任党代表,徐向前任副军长兼师长。改编以后,徐向前、戴克敏率领这支部队运用新的战略战术转战于鄂豫边界。不久,蒋冯阎中原大战开始了,敌人一时无暇来进攻红军,我红一师趁此机会,向平汉铁路南段地区迅猛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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