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武汉十二次与蒋介石会谈 |
2021-10-27 21:45:40 |
来源：《武汉党史》2017年第4期 |
作者：汤堃、张肇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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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底，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大举增兵，沿平绥、平汉、津浦路向华北纵深推进，发起全面侵华战争。至12月底，日军在占领南京、上海的同时，还占领了保定、大同、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石家庄、太原、济南等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中华大地在日军铁蹄蹂躏下呻吟。就在这山河变色、腥风血雨之时，武汉走上了中国抗战舞台的重要位置，成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战时首都。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以及军政部、内政部、外交部等重要党政军机构移驻武汉。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冯玉祥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以及第三党领导人、各救国会领导人、妇女界领袖、文化界名流纷纷莅汉。英、美、法、意、比、瑞典和苏联等国使节也来到武汉，武汉一时枢要丛集，群贤毕至。
中共中央对开展武汉地区抗战工作也非常重视，8月的洛川会议就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长江流域党的工作。12月的政治局会议又决定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在武汉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统一领导南部中国各省党的工作；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武汉，负责与国民党联系谈判，开展统战工作。为贯彻以上精神，周恩来、王明、博古、邓颖超等于12月18日由延安抵达武汉。在武汉工作期间，周恩来为宣传中共抗日主张与建议，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曾十二次与蒋介石会谈，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
第一次。1937年12月21日，周恩来与王明、博古等一起面见蒋介石。在会谈中，周恩来就此前中共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如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国共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国防军事工业机关征兵委员会、补充扩大和改造部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作具体说明和阐述。王明就目前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合作任务、国际活动情形与共产国际些提议等，作通报并谈自己的看法。博古则回答了关于成立陕甘宁边区、设立联络参谋和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会见的气氛是融洽的，蒋介石表示对此次会面等待已久，早就非常想知道延安对这些问题讨论的意见。并称：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我所想的也不过如此。还鼓励说：外敌不足虑，他们愈前进愈困难，我们目前军事虽失利，也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前线将士士气正旺，极可乐观，现部队已均令各在原地集中作战。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事，他说：今后这些请陈立夫等与你们商量。最后还表示要“留王明在汉相助”。这次面见后不久，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即告成立，中共方面代表为：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代表为：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
第二次。1938年1月3日，周恩来第二次面见蒋介石。周恩来介绍了华北战场对日作战形势，特别是平型关战斗、忻口战役情况，请求蒋介石为在华北敌后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的八路军扩编、增补经费。但蒋介石此时并没有完全改变其基本路线和方针，即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所以不愿八路军扩编，也不肯发枪和增加经费。后经周恩来等反复交涉，蒋介石勉强答应增加五万元米贴，补充少量衣物，允发善后费和少量轻机枪，但扩编问题一直未解决。
第三次。1938年2月10日，《扫荡报》发表社论，公然声言中国有三种妨碍并破坏统一的因素，把陕甘宁边区说成是西北的新的封建割据区域，指责红军虽改易旗帜却不服从中央，并说在国民党外存在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取消这三种势力。其实质就是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问题，这是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方针的。于是，周恩来要求迅即面见蒋介石。会谈中，他反复阐说《扫荡报》如此宣传的严重后果。蒋介石表示：对主义、信仰我并不准备加以限制，孙中山先生已经说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或反对；对各党派我也无意取消或不容许他们存在，只愿融成一体。周恩来重申：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还表示：《扫荡报》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我个人意见。在场的陈立夫补充说：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并要求各报今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就此次面见情况，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电中称：“综观蒋之态度：（一）对一党思想仍旧，但目前并无强制执行意。（二）对八路军，态度尚好。（三）对边区，想拖延。”
第四次。1938年1月，开封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要将抗战进行下去。此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分别在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实现在山西的战略展开，开辟了山西抗战的新局面。为此，周恩来、叶剑英于3月中旬面见了蒋介石、何应钦，寻求国民政府给予八路军提供武器和各种技术人才的支持。会谈中，蒋介石、何应钦均表示同意考虑办理。
第五次。1938年4月11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私离延安，经西安来到武汉。周恩来和长江局其他领导人对他这种举动进行了批评和规劝，希望他能回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去。16日，张国焘提出要面见蒋介石，周恩来陪同前往。张国焘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对其背叛共产主义信仰、背叛共产党的心迹暴露无遗，竞向蒋表示自己“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知对张已仁至义尽，既然其毫无悔改之意，便致电中共中央请示，称：“张之决心脱党，不论其出卖中经如何波折，不过表示其机会主义的最后动摇而已，其趋势显然可测为动摇的发展。故我们提议：发表下列的开除决定，宜于极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张国焘私自脱党的解释，但决不应因此提起所谓一、四方面军问题，而应当借开除张国焘机会加紧党与军队中的团结。”
第六次。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4月27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等，称：“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如果国民党不管我们的赞助，而仍然不能把自己所说的话实现起来，或把原来的企图进步的东西变坏，如青年团变为特务机关，那人家决不会责备共产党的赞助不好，而只会骂国民党顽固派混蛋。”为此，6月9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提出应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来统一全国的青年运动。蒋介石表示：国共两党可以共同训练，但各党派绝不能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内开展活动。1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公布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章程，规定凡加入者不得参加任何党派行动。根据此情况，周恩来认为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只能暂取静观态度。
第七、第八次。由于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扩编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受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于6月19日面见蒋介石，并面呈中共中央的十条意见。其具体包括：坚持持久抗战；努力扩大民主；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释放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停止查禁抗日书刊；保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军人家属；在敌后普遍发动游击战；开放地方政权实行民主；划延安、延长、延川等二十三县为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直属行政院，林伯渠为主席；第十八集团军扩编为三军九师，新四军增编为七个支队等等。对中共的十条意见及其他要求，蒋介石进行极力敷衍与搪塞，着下次再具体研究。为此，7月下旬，周恩来与林伯渠再次面见蒋介石、何应钦，继续讨论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问题。蒋介石借口二百师的编制已满额，不愿再增加师的番号。此时的蒋介石虽然一直在做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实质上对党权、政权、军权始终抓紧不放。26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等，提议准备向蒋介石再提两方案：（一）仍请编三军六师或三师九旅二十七团；（二）请委五台聂荣臻，冀热宋时轮、邓华，津浦徐向前、陈再道，河防肖劲光以司令名义。当日，毛泽东复电：“加编三个师如不可能，以第二方案为适宜。”
第九次。1938年6月1日，日军第六师团从皖北南下，于13日侵占安庆，拉开了武汉大会战的序幕。7月26日，太湖陷落后，日军沿太（湖）宿（松）公路两侧分三路向安徽宿松、湖北黄梅进攻，直扑武汉，武汉危急。为此，8月3日，周恩来与王明、博古面见蒋介石，就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团结，共同保卫武汉等问题交换意见。蒋介石答应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湖北省委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及动员委员会。7日，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出席。会议商讨武汉人口的疏散问题，同时还推举周恩来为下次会议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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