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武汉的历史足迹 |
2021-10-27 21:44:12 |
来源：《党史天地》2018年第6期 |
作者：宋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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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先后在武汉领导了一系列革命斗争，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武汉留下了光辉足迹，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了历史功勋。
大革命浪潮中，刘少奇在武汉参加领导工人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坚定地维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是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早在1922年9月，他就参与领导了粤汉铁路（武汉一长沙段）的工人罢工斗争。随后，他又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的罢工斗争。12月10日，在湖北汉阳举行的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大会，他被选举为汉冶萍总工会执行委员。此时，他虽然不在武汉，却由此与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6年11月21日，刘少奇由广州到达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武汉作准备。从这时起，到1927年7月上旬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庐山止，刘少奇在武汉工作、战斗了将近8个月。在武汉期间，刘少奇先后担任第三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秘书长、汉口办事处秘书长，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汉口市委委员、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第四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候补常务委员。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刘少奇当选中共中央委员，第一次进入了中央领导层。
在武汉期间，刘少奇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全省总工会的重要领导人，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为建立、发展、完善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维护和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建立、发展、完善工会组织方面，刘少奇于1926年12月26、27、28日分别编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本组织》三本小册子，详细阐明了工会代表会的性质、代表的产生、代表的任务和职权、会议的召集及规则、会议记录与决议案、工会的经济管理与资金使用、工会各级组织的组建和运作规则等一系列有关工人运动的重大问题，并撰写了《怎样罢工》一文。这些小册子和文章为工人运动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具体的实践指导。尤其可贵的是，刘少奇是党内最早对工人运动中“左”的倾向有清醒认识的领导人。他提出：“罢工既然是武器，就必须谨慎地去使用它，用之得当，固然是很好，若用之不得当，即不独不能保护自己、制胜敌人，或者还要被敌人借了这个武器来危害自己。罢工如同刀枪一样，我们不能随随便便遇着人就以刀枪相向，必定是逼迫到不得已的时候，才一用之。”
为了保证全国全省工人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开展，大革命时期的刘少奇在武汉先后参加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扩大会议、太平洋劳动大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负责作组织报告、修改章程报告、会务报告、政治报告等，发表了许多重要演讲，主持了许多重大决议案的起草，对工人运动进行了强有力的领导和指导。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会建设，湖北全省总工会还于1927年5月将刘少奇关于工会组织的演讲汇编成册出版，用于指导工人运动。此外，刘少奇还大力支持工人运动讲习所的创办，亲自赴工人运动讲习所授课，培训工人运动骨干。
在领导工人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刘少奇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一·三”惨案发生后，刘少奇领导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为反对英国水兵惨杀同胞通电》，他还出席武汉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促使会议提出了解决“一·三”惨案八项要求。随后，他又带领武汉工人和广大市民发起反英集会和游行示威，最终收回了汉口英租界，取得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四·三”惨案发生后，刘少奇又出席了武汉各团体紧急会议，报告对“四·三”惨案遇难人员的安置及对汉口日租界采取的办法提出建议，促使会议通过决议，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对日六项要求；他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报告“四·三”惨案中日双方斗争现状，提出了四项要求。此外，刘少奇在武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太平洋劳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演讲，号召中国无产阶级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进攻；号召中国工人阶级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太平洋各国的无产阶级，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刘少奇领导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了讨伐蒋介石通电。反动军官夏斗寅发动叛乱后，刘少奇在汉口出席声讨夏斗寅大会，并担任了会议主席，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武力镇压叛乱、拿办夏斗寅。湖南“马日事变”发生后，湖北全省总工会也发出了通电声讨许克祥，并作出了《武汉工人目前政治主张》的决议案，要求严厉镇压与讨伐反革命分子。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刘少奇还认识到发展工人武装的重要性，武汉工人纠察队发展到5000余人、拥有2000余枝枪。在大革命失败前夕，这支工人武装力量的许多骨干被输送到党领导和影响的军队中，参加了南昌起义。
在武汉期间，刘少奇4次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向中央报告工人运动情况，协助中央对军事工作、群众工作和湖北党的工作作出了系列重要决策。
在武汉期间，刘少奇还被中央确定为经济斗争问题总负责人。出席了工商联合代表大会和国民政府外交劳资委员会会议，为保障工人利益、协调劳资关系、救济和安置失业工人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维护了工人群众的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十次到汉，视察、调研和指导武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从1952年1月到1964年8月先后10次来到武汉视察、调研，听取湖北省委汇报、指导湖北和武汉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武汉期间，他深入到武钢、武重、长江大桥建设工地和裕华纱厂，调查了解生产建设情况。在视察武汉裕华纱厂时，刘少奇肯定了党委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他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任何时候不能动摇；提出要真正信任技术人员，要团结干部、爱护资方代表；要处理好国家建设和劳动者生活改善的关系，注意搞好劳动保护。他还同武汉地区的大学校长、教授以及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向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作了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在武汉期间，刘少奇出席了在武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随后，他出席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参与讨论制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作出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1962年3月来武汉时，他对公安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等进行了批评纠正。在他最后一次来汉时，他又对开展“四清”“五反”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调研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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