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会址是怎么找到的

    1950年夏末，为纪念建党30周年，上海市委展开了寻访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

    这项任务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带领着军管会文艺处沈之瑜和市委宣传部杨重光具体承担。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但法租界的范围很大，怎么找？寻访小组从周佛海之子周之友那里得知，周佛海曾写过一本回忆录，书中记载，一大会址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而代表住宿则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贝勒路即为今天的黄陂南路，在1950年大体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两侧约有2000栋房子。经过几天的反复查访，终于打听到，与贝勒路交叉的一条横向马路，原名是望志路，当时已改为兴业路。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凝视着交叉路口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一所房子及白墙上一个巨大的“酱”字，觉得这就是当年李汉俊家。后来了解到，这一排五栋石库门民居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望志路100、102、104、106、108号（解放后改为兴业路70、72、74、76、78号）。而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当时租下的就是106、108号这两栋房子。1924年，李氏兄弟搬走后，董正昌把这五栋房屋全租下来，办起了“万象源酱园”。

    上海市委立即派人为这些旧址拍了照片，派杨重光专程送京审定，得到了毛泽东和董必武的肯定。但为了把“一大”会址考证得更准确，中央又委托“一大”参加者李达专程到上海实地考察。李达进入“恒昌福面坊”后认定：“这是汉俊的家，党的一大就在这里召开。”

    用什么掩护会议的召开

    1921年7月30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进行，一个陌生男子从后门闯了进来，说找人，可又慌忙离开了。有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他是个密探，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紧撤离，只留下了房子主人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

    果然，就在大家撤离会场10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来了。巡捕质问李汉俊：“刚才你们在开什么会？”李汉俊用法语流利应对，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不是开会。巡捕们搜查一通，一无所获，只能悻悻而归。侥幸的是，当时一份党纲其实就放在客厅写字台抽屉内，没被发现。

    原来，早在筹备会议期间，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15人就先在此设立了公开的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这使李汉俊可以用出版机构召集作者商议为由，应对巡捕质疑。

    纪念馆有哪些珍贵文物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藏有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着一个尘封已久却依然打动人心的故事。

    一份党刊 一本纸张已经泛黄的刊物，静静地躺在陈列室橱窗里，它看似寻常，却曾如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前进的道路。它就是创立于1920年11月7日的《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

    当时反动派当局严禁“过激主义”言论，追查“共产主义宣传”，刊物主编李达在险恶环境下坚持工作，编辑部的处所、刊物的印刷和发行都极其机密，文章也不署真名。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正当月刊第三期即将付印出版时，法国巡捕房突然派密探干扰，没收了这期的首篇文章。现在人们看到的这期月刊上有一页是空白的，印着“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的醒目大字。

    不过，敌人的破坏并没有使《共产党》这盏指路明灯失去光芒。月刊流传至广，影响至深。

    一台打字机 一台打字机，小巧别致，略有残破，机身固定在黑色皮纸包裹的木盒内，合起来如同一只微型手提箱，打开箱盖则能立即进入工作模式。这台打字机牌子为“CORO－NA”，曾被李大钊使用过。

    打字机的原主人是吴弱男，购自英国。1905年，吴弱男在民报社担任孙中山秘书，用这台打字机为孙中山打印了不少英文函件。它后来怎么到了李大钊手里？原来，早在日本读书期间，李大钊就经常向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投稿，章士钊按照投稿信上附的地址写信给李大钊，相约见面。后来，两人几乎每个月都会见面。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李大钊与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结下了深厚友谊。

    回国后，章士钊和李大钊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两家的友谊未受影响。1925年秋天，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李大钊向吴弱男借用这台打字机长达一个月之久。利用这台打字机，李大钊打印了不少党的秘密文件，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代表进行了密切联系。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遇害。为了纪念李大钊，吴弱男一直精心保存着这台打字机。1964年7月，她把打字机捐献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