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名将曾中生 |
2024-08-28 17:06:32 |
来源：《文史月刊》2004年第1期 |
作者：夏东 舒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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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视连续剧《长征》，许多人第一次从历史的烽烟中听到曾中生这个名字。但是，身为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却对曾中生其人推崇倍至：
“曾中生同志是个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红军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着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身陷狱中，仍奋笔书就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重要军事著作；由西北军委印发全军干部，人手一册，成为红四方面军干部提高军事理论水平的基本教材。”
曾中生（或写作曾钟生），原名曾钟圣，1900年6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资兴县东乡犀牛坳。在中学读书期间，他就参加了“五四”运动。1924年春，他来到湖南衡阳中学求学，受毛泽东的影响，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1925年，曾中生考入黄浦军校第四期学习（与林彪是同期同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学习时，他参加了中共党组织领导的进步军官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并且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刊《青年军人》撰稿人之一。在黄埔军校期间，曾中生还常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泽东讲课，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中生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任组织科长，随军北伐。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曾中生到汉口任董必武创办的《汉口民国日报》主笔，宣传革命。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中生积极联合国民党左派进行讨蒋斗争。同年9月，他被派赴苏联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
1928年冬，曾中生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任参谋科科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在这里，他看到了毛泽东、朱德、方志敏等送来的许多对敌军事斗争报告，开始接触游击战问题。
1929年春，为适应全国军事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赣北岷山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必须从山区向长江沿岸扩展，与江北的鄂东南根据地相呼应，以控制长江，切断敌人的水上交通命脉。8月28日，身为中共中央巡视员的曾中生同江西省委书记张世熙到九江视察，并于次日召开了九江、星子、德安等县党组织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会上，曾中生作了军事报告，并就如何整顿游击队与发展游击战争作了若干指示。
1930年7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曾中生和黄杰（湖北省江陵县人，原名黄书莲）去南京开展兵运工作，期间对“（李）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政策进行了抵制。不久，曾中生被正式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1930年9月，曾中生和黄杰双双调回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在此前后，曾中生和黄杰结为夫妇。婚后不久，曾中生被调往鄂豫皖苏区红军中去工作，从此两人失去联系。之后，黄杰一直留在上海，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先是跑“交通”，而后被派往闸北区任女工部长。全面抗战爆发后，黄杰从大后方来到延安，才得知曾中生已经遇难。后与徐向前结婚。
黄杰和徐向前，都是曾中生最亲密的战友，两人常常深情地谈起曾中生。黄杰始终念念不忘和曾中生共同在南京、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上作的日日夜夜，她十分敬重曾中生的勇敢、机智和高度的党性原则。在晚年写就的《风雨年代》这篇回忆录中，她详细记载了和曾中生相识、共同战斗、结婚和离别，直至他被张国焘杀害的情况。她深情地写道：
“我和中生结婚不久，聂荣臻同志找中生谈话，派他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那时，只晓得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生死离别是常有的事。我们虽然依依不舍，但仍然服从革命需要。中生和我约定，几个月后在鄂豫皖相聚，谁知这一去竟成永别！”
1930年11月28日，曾中生翻山越岭，到达了鄂豫皖边特委秘书处所在地——湖北孝感的小河溪樊家村，向当地党组织传达了党中央反对“立三路线”的最新指示。曾中生的到来给大别山带来了生机，他清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鄂豫皖苏区的影响，一系列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的政策被纠正，一些有利于恢复与建设苏区的政策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的一人功绩。而且，曾中生在严厉批判李立三“左”倾错误之时，并没有过分追究那些错误路线执行者的个人责任，从而实现了鄂豫皖苏区内部罕见的大团结。在这场“路线斗争”中，年仅30岁的曾中生表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1930年12月，国民党军以8个师又3个旅近10万兵力，开始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而苏区主力部队已去皖西，苏区内兵力空虚，在此危急时刻，曾中生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七里坪召开了原鄂豫皖边特委及附近各县县委负责人紧急会议，果断组成中共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指挥反“围剿”，以鄂豫边的6个特务队和6个教导队等地方武装共3000余人及广大“红色补充军”（军长为王树声）为基础，组成3路指挥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迫使“围剿”军不敢冒进，只得分散“清剿”。对入侵鄂豫边中心区的国民党军，曾中生指挥3路指挥部开展游击战，进行袭扰和围困，搞得“围剿”军提心吊胆，进展异常缓慢。不久，红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及时由商南赶来，重点打击“围剿”军的弱点，迫使其转入守势。1931年1月初，苏区主力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由皖西地区西返，在商城附近地区又歼灭“围剿”军一个团。至此，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打破，红军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不久，红一军和红十五军整编为红四军，军长邝继勋，政委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全军12500多人，由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直接领导。这次整编，加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改善了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增强了反“围剿”的战斗力。
1931年2月初，由曾中生主持，鄂豫皖临时特委在黄安（今红安）召开扩人会议，进一步清算了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在鄂豫皖苏区的危害，讨论了苏区政治、经济形势和反“围剿”斗争、党务工作、土地革命、工运、农运及财政经济等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会后，正式组成鄂豫皖边区特委和鄂豫皖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下设参谋部、政治部、经理处、后方医院。曾中生出任鄂豫皖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从而结束了鄂豫皖苏区军政分立的局面。从此，开始了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领导鄂豫皖红军的年代。不久，曾中生又亲自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并兼任校长，领导根据地建设，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1931年3月，曾中生和邝继勋、徐向前等指挥红四军在双桥镇歼灭了准备进犯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三十四师5000余人，活捉敌师长岳维峻，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大胜利，也进一步巩固了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果实。岳维峻后来被押解至黄安七里坪，见到了红四军参谋长徐向前。徐向前原是岳的部下，岳乞求徐向前：“蒙多多关照，只要不杀我，我答应你们提出的一切条件。”
于是，曾中生等决定用岳维峻换因敌人经济封锁而非常紧缺的布匹和药品。为表示红军的诚意，曾中生将岳的副师长、参谋长全部释放，并开列了一张赎命的清单，让他们带给岳维峻的家属。对方不敢食言，从1931年3月到11月，连续给红军送来了三批枪支弹药、药品和足够做20万套军装的布匹，还有大量的纸张、火柴等苏区十分匮乏的日用品。但是，张国焘来鄂豫皖后破坏了红军不杀俘虏的传统，把岳维峻给枪毙了，此是后话。
对曾中生的军事指挥才能及在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后作战中的巨大作用，徐向前在1984年4月写就的《诱敌深入，飘忽制敌》一文中给予了高度评价：
“双桥镇大捷壮大了红军的声威，宣告了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围剿’的彻底破产。这次反‘围剿’，在鄂豫皖（临时）特委领导下，红军与地方武装、群众相配合，先后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在人口达二百万，红军也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
“……因为当时不知道敌人全面‘围剿’的来临：而鄂豫边区由于对反‘围剿’的准备不足，也出现了仓促应战的局面，假如不是曾中生同志及时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和红十五军及时到达，支撑局面，情形还要严重得多。”
“经验又证明：随着红军力量的发展，……运动战已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我们的防御，是运动中的防御：我们的进攻，是运动中的进攻。有进有退，有攻有防，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曾中生同志把这种战法，叫做‘飘忽战略’，所谓‘飘忽’，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
“经验还证明：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政治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是（临时）特委根据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积极纠正立三‘左’倾错误的结果。停止冒险主义的进攻武汉的计划，取消根据地内军队和地方两个平行领导机关，恢复和建立特委和军委的统一领导，采取集中精锐击敌弱点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打破敌‘围剿’，整编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充分发动群众配合红军作战，以及解散‘集体农庄’，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侵犯中农利益及破坏中小工商业的过‘左’政策，统一财政管理等方针和措施，都很及时，很必要。尤其是曾中生同志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
岳维峻兵败被捉的消息令蒋介石震怒不已，他一天内数次发电给亲信将领刘峙，称他对三十四师之败“殊堪痛心”，责令刘峙务必在5月伪“国大”召开之前“剿灭”鄂豫皖红军。
1931年4月，刘峙纠集了11个师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苏区军民在曾中生领导下，再次合起反击：独山一战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浒湾一役歼国民党军近千人，桃花一仗又歼国民党军近两个营。至5月底，曾中生率领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5月，是曾中生领导鄂豫皖苏区和鄂豫皖红军时期，也是鄂豫皖苏区和鄂豫皖红军历史上发展迅速、捷报频传的时期。短短数月间，曾中生率领苏区军民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连破敌人两次大规模“围剿”。这期间，苏区面积显著扩大：西起平汉路，东至淠河，南达黄陂、罗田北部，北至潢川、固始南部，辖区包括20余县的全部或部分，全区人口达到200多万。
1931年4月，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即将胜利结束之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到了苏区。5月12日，他在河南新集召开了原鄂豫皖边特委会议，宣布撤销原鄂豫皖特委，建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自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邝继勋任军委会副主席，军委下设参谋部、政治部、秘书处、经理处、军医院、航空局、彭杨军政干校等机构。鉴于鄂豫皖中央分局既是中央代表机关同时又是鄂豫皖边区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不便于开展工作，遂根据《中央关于成立鄂豫皖省委的决议》，又组成鄂豫皖省委，由张国焘两员大将之一的沈泽民（另一为陈昌浩）任书记。不久，曾中生被调任红四军政委。对于沈泽民其人，徐向前认为他的能力和曾中生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认为“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也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积极热情，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得多”。
对于曾中生在鄂豫皖苏区军民心目中的威望，张国焘很是不满。5月24日，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第二次反“围剿”及其他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说了曾中生几句好话，但笔锋一转，又恶毒攻击曾中生等“仍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当前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并在实际中彻底的转变”。
1931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开始了第三次“围剿”。曾中生和徐向前建议，部队应该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向外发展，南下出击黄梅、广济等地，进而威逼长江，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但是，张国焘却硬是不同意这个意见，要求红四军占领湖北英山，然后“攻打安庆、威胁南京”（进攻安庆要通过200多公里的敌占区）。这简直是痴人说梦，曾中生自然不能接受。7月，曾中生和徐向前率领红四军1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歼敌7个团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可是，张国焘却对这个违背其“攻打安庆、威胁南京”错误方针而取得的胜利耿耿于怀，对曾中生更是怀恨在心。他从8月17日起连续发出四封指示信，命令部队北返，反诬曾中生是“政治上重复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放弃援助中央苏区”，与中央分局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
1931年8月，张国焘召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拟定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鄂豫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耸人听闻地指出：“在中央分局工作以来，全部鄂豫皖苏区的党，在路线方面都有所转变，唯有四军中这个转变没有开始。这里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曾中生同志。在曾中生同志的领导下，四军一般同志对于中央分局的路线是异常模糊的，对李立三路线错误实质是茫然不解的，曾中生同志用家长制的方式去领导红军，丝毫不进行战线上的斗争，对于传达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有系统的怠工，所以至今红军政治路线上的转变还得从头做起。因此，曾中生同志绝不能再继续担任四军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
同年11月3日，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批复鄂豫皖中央分局，表示“在详细研究了中央分局关于四军的决议、分局的报告和四军的报告以及四军领导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后，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于是，曾中生被撤去红四军政委职务，调到后方接受“考察”，政委一职由陈昌浩接替。
1931年11月7日，黄安七里坪红旗招展，鄂豫皖红军在这一天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由于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左”倾冒险主义，这时的曾中生又被降为新组建的独立第一师师长。
1931年12月，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乘鄂豫皖红军主力围攻湖北麻城之机，侵入黄安高桥地区。危难之际，曾中生指挥独立第一师奋起迎战，配合红军主力，打得敌六十九师狼狈逃窜，溃不成军。在此役中，曾中生领导的独立第一师大显身手，打出了鄂豫皖红军的威风。
1932年12月，由于张国焘的瞎指挥，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盲目漂流。在行军途中，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一批红四方面领导骨干认为这样盲目流动是极为危险的。他们在一起商议，准备派人到中央反映情况，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后来，他们又觉得远水不解近渴，就决定由曾中生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提出，立即停止无限制的退却，在陕鄂一带建立新根据地。张国焘感到众怒难犯，处境孤立，遂被迫在陕南城固县小河口村举行了一个师以上干部会议。据原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祁德林后来回忆：“那天曾中生真是勇敢极了。他面对着张国焘这个谁也不敢惹的党内霸王，列举种种事实，进行了有根有据的批评。……提起曾中生同志，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不佩服他的。他确实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典型。”会后，张国焘被迫成立了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接着，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自任主席）。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曾中生因负过重伤，行动极不方便。但是，他仍以顽强的毅力，越过蜀道天险，参与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2月，在四川通江县召开的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曾中生当选为川陕省委委员，之后参加了川陕根据地反川军“三路围攻”作战。为了系统总结红四方面军的反“围剿”作战经验，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理论水平，他先后撰写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和《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军事理论著作。当时，连张国焘都大为赞赏，下令以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刊行并定为指挥员必读书籍。后来，这些著作被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带到延安，为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军事遗产。
值得一提的是，曾中生在我军革命战争时期的通信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为保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指挥作战的需要，在曾中生的直接组织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话队集中力量首先架设了总指挥部驻地至各军、师驻地的临时线路。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1933年6月，初步形成了以川陕省委、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所在地通江为中心的有线电通信网。
然而，张国焘对曾中生的忌恨、加害却变本加厉。1933年2月，张国焘在川陕省委第一次代表人会上就指责曾中生等人说：“这些同志就在脱离鄂豫皖赤区的艰苦斗争中，惊慌失措起来，结果滚到了右派的怀抱。”他们“在紧急关头，散布‘群众不满领导’，‘领导内部不一致’以及种种瓦解红军的口号，来助长悲观失望的心理”。“曾中生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我们党再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
1933年9月，张国焘以“托陈取消派”、“右派首领”等罪名逮捕了曾中生。因为曾中生威信很高，影响太大，张国焘没敢立刻动手，而是对他长期监禁，甚至行军的时候也捆绑着双手。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搪塞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在长期监禁中，张国焘强令曾中生写“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和鄂豫皖时期的“错误”，曾中生都据理驳斥。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毛泽东在毛儿盖与张国焘会见时，曾多次问及曾中生，张含糊其词，说曾身体不好，正在后方休养。听到这个消息，曾中生喜出望外。于是，他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愿接受中共中央审查，并要求重新工作。张国焘扣留了他写给中央的信，不许他同党中央领导同志见面。
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张国焘派人将年仅35岁的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理番县的卓克基，事后反诬他逃跑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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