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武昌情怀 |
2024-08-28 14:00:47 |
来源：党史天地 |
作者：谢泽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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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到了“四个自信”，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的确，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未间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积淀着中国人民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优秀基因，滋养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铸就了多少英雄人物，必将为实现中国梦起到精神支撑的作用！作为新中国一代领袖人物，毛泽东有着独特的“武昌”情怀。他坚持“以武而昌”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念，走上了井冈山，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针对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提出建立武装力量重要性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的出现与孙权“以武而昌”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武而昌”的思想是孙权首次提出的。东汉末年，中国进入一个战乱频繁、分裂割据的时代。浙江富春的孙氏家族在孙坚、孙策、孙权的经营下，逐渐成为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不断向长江中游扩张。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4月，毛泽东在东湖散步“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改鄂县为武昌意在“以武而昌”，表达的是积极主动进攻的心态，志在夺取政权兴盛天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毛泽东首先发言指出，党中央所犯的一个错误是没有认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无产阶级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句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指南，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孙权“以武而昌”是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对三国时期的历史知之甚详，研究颇深，《三国演义》是他从小就很喜爱的古典小说之一。考入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写道：“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毛泽东一生读了多少遍《三国演义》《三国志》，恐怕连他本人也记不清了。他读《三国演义》，有时候是一次看完一本书，有时候是选择性地细看某一个故事章节，每一次看都会有新的见解和收获，他的军事理论，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三国演义》。毛泽东曾说，《三国演义》是他读过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他指挥革命战争长达24年，“三国智慧”时常萦绕于脑海，许多战役中都会借鉴三国知识。
正如毛泽东在后来的著作中写道：“八月七日，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成为他革命生涯的重大转折点之一，使他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放弃了留在中央工作的安排，主动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实践“以武而昌”的军事思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处？剩有游人处。把酒酻滔滔，心潮逐浪高。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重新鼓起了中国共产党英勇斗争的勇气，为挽救党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于8月12日回到湖南长沙，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不顾白色恐怖，毅然决然开始武装斗争，于9月9日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9月19日，他指挥剩余部队往南转移，经过一个多月的千里转战到达井冈山，开始了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历朝历代哪个皇帝都是如此，就是找敌人最薄弱的地方，才能有生存发展，最后方成大气候。“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农民战争。毛泽东最熟悉中国历史和国情，才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新的中国革命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探索。
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来到武汉，在处理完公务后，提出要到长江游泳。他热爱游泳，且技术高超。当时江面刮着六级大风，风急浪高，已是63岁高龄的毛泽东不顾劝阻，毅然下水。上岸后下榻在武昌东湖宾馆，晚饭厨师为他特意做了一道清蒸鳊鱼。饭后，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历史上曾出现两个武昌，一是古武昌（今鄂州），另一个是今武昌（武汉三镇之一，1913年为纪念辛亥革命胜利推翻了帝制而命名），所以有“古今两武昌”的说法。按理说，毛泽东在武汉游得长江，又在武昌东湖宾馆吃的鱼，那“武昌鱼”的武昌应该指今武昌。但是之后，毛主席曾多次强调，他说的武昌指古武昌。1975年5月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说到：“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可见毛泽东指的武昌是今鄂州，武昌鱼也因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而闻名遐迩。
毛泽东与武昌鱼的渊源由来已久。据毛泽东回忆，1922年秋，毛泽东遭湖南警方通缉，来武汉避居在包惠僧的住处。包惠僧请毛泽东吃了鳊鱼，并讲这叫武昌鱼。毛泽东赞不绝口，好一个武昌鱼！毛泽东一生对武昌鱼钟爱有加，1976年，是毛泽东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春节，据张玉凤回忆，因毛泽东重病在身，仅吃了一小碗白米粥和一盘清蒸武昌鱼，度过了他人生最后一顿年饭。张玉凤后来慕名武昌鱼，专程来鄂州，追寻毛主席爱吃的武昌鱼。浩渺梁湖水，中有武昌鱼。与其说毛主席偏爱武昌鱼，不如说毛泽东更爱武昌。中国的“武”是止戈为武，是为了和平、安全、和人民的和谐幸福。应该说以武而昌的丰富文化思想，在毛泽东心里烙下了深刻印记。并且将“武昌”演绎得挥洒自如，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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