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说到延安精神，人们比较多地是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有的讲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等等。这些对不对呢？都对。但是，如果把这些理解为延安精神的全部，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仅仅按照这种理解来弘扬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很难弘扬得起来的。因为，这些都不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和灵魂。

　　那么，什么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和灵魂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延安精神是指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以后迁入延安的13年时间里，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通过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反摩擦斗争、大生产运动和自身整风运动，形成的带有体系性的观念和作风。因此，这种精神从本质上讲，并非全民族的精神，而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在当年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能够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等等观念和作风，根本原因在于广大党员的心中始终坚守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信心。就是说，延安精神中虽然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等等内容，但核心和灵魂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

　　我们今天弘扬延安精神，固然要用其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等精神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使这些精神在全社会得到推广和发扬，把它们变成全民族的精神，但首先需要身体力行的并不是一般群众，而应当是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于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弘扬延安精神固然要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但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发扬延安时代那种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必定实现的精神。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继承和发扬延安时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独立自主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才可能把其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独立自主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推广到全社会，使之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

　　（二）

　　精神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它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实践，也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我们要深刻认识延安精神的核心和灵魂，不能脱离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形成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就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和指导思想；自创立之初，就明确要在中国先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为此而同国民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联合掀起了大革命高潮。但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翼势力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迫使中国共产党拿起枪杆子，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策进行武装抵抗，开展了长达10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后来，一方面党犯了“左”倾错误，丢掉了南方大部分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需要北上抗日，由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经过长征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并在西安事变后，同国民党再次联合，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变成了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陕甘宁边区，延安也由此成为了边区的首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代。

　　在延安时代，如何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的和不容回避的问题。当时，党内存在两种思想偏向：一种认为，既然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提出“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国民党的“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提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另一种认为，共产党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代表的是劳苦大众的利益，即使国共合作，也不应当对地主仅仅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对城市工商业资本家实行鼓励政策。针对这两种思想偏向，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根据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首要任务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走，实现民族独立，下篇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作上篇文章时，绝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可以放弃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脱离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停止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毛泽东多次到中央党校等部门讲演，说明国共两党对待三民主义是有区别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将来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把三民主义（现在的）变为社会主义（将来的），这一条我们不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我们跟友党讲亲爱，讲团结，这是对的，而同时要大大发展我们的党，不要因讲亲爱、团结而放弃了自己的任务。”①对于这个思想，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更清晰的表述。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②他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③“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④因此，他要求广大党员既要满腔热情、脚踏实地、不遗余力地执行党在现阶段的政策，同时又要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理论和方法。⑤

　　正是因为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有了毛泽东关于为党的最低纲领奋斗时不能忘记最高纲领、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时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的思想武装，我们党才可能在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才可能在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军事摩擦的形势下，坚决实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才可能在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外族侵略的斗争中，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可能在掌握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情况下，不忘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才可能在异常艰难的环境里，抓紧党的作风整顿，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简而言之，才可能产生延安精神。1940年，当国民党停发陕甘宁边区的经费，并对其实行经济封锁时，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讲：“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⑥所谓不“解散”，就是指不放弃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延安时代的大生产运动就是这么来的。可见，从根本上讲，延安精神的各项内容都来自于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广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试想，如果当年我们党因为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而放弃自己的最高纲领，广大党员也因此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还可能在那种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吗？还可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吗？还会密切联系群众吗？倘若做不到这些，怎么会有延安精神呢？

　　（三）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生无论在何种处境，都始终忠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并力倡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同时在这个前提下，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年要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他在改革开放之初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⑦

　　1985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⑧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说明，在他看来，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延安精神中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今天因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就淡化甚至丢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就不再需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再需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那就会在精神上解除武装，就不可能弘扬延安精神，更不可能使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接受延安精神的教育。

　　（四）

　　延安精神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之间，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延安精神，除了要考察延安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形成过程外，还应当把它同其他革命精神加以比较。

　　对于长征精神，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时曾作过如下概括：“这种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⑨

　　党的十六大闭幕后，胡锦涛总书记率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前往西柏坡学习考察。在强调我们党无论取得什么成就都必须坚持艰苦奋斗精神时，他指出：“对于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保持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说到底就是牢固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才能使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思想上真正扎根、在行动上自觉体现。”⑩

　　从他们的论述也不难看出，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无论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还是西柏坡精神，其核心和灵魂都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如果没有了这种信念，革命就会因为失去精神支柱而半途而废。那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好，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也好，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也好，就都无从谈起了，还有什么延安精神可言？

　　（五）

　　我们党在延安时代强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指导，并不意味着当时就要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同样，今天在弘扬延安精神中强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不意味着现在就要实行共产主义政策。相反，我国由于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仍然是现阶段的中心任务，因此必须而且只能实行与这个阶段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例如，要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私营个体经济，允许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要在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要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吸引国外资本家投资办厂，参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等等。我们每个共产党员要履行入党誓词所作的承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要认真落实、模范执行党在现阶段的各项政策，绝不能去做超越阶段的事。过去，我们曾经犯过试图超越阶段的错误，对于那些教训务必牢牢记取。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能把正在实行的政策当成党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否则势必失去正确的前进方向，在执行现行政策时走样；势必放松党性的锻炼修养，在各种考验面前打败仗。

　　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部分党员意识淡化；一些领导干部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腐败案件层出不穷。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说到底，都在于这些地方、部门、组织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中，忘记了甚至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有的信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一切向钱看”的极端个人主义，有的信仰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观”，有的甚至信神信鬼。常言说，理想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致命的动摇。我们弘扬延安精神，就要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把坚定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放在第一位。否则，对党风中的这些突出问题不下大力气抓，不使它们得到有效遏制，却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去发扬延安精神，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的。

　　（六）

　　现在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起着动摇、瓦解共产党员理想信念的作用。例如，说“共产主义遥遥无期，太渺茫了”；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讲共产主义理想不合时宜”；说“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了，应当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等等。如果对于这些“理论”不加以必要的澄清，要使广大党员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弘扬延安精神，必然会事倍功半。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后，所指出的历史必然趋势。在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将“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11}人类社会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当然要具备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还要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去奋斗、去争取。因此，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但这个过程又是由许多发展阶段组成的，只要这些阶段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相联系，那么，每完成一个发展阶段的任务，就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因此，共产主义虽然遥远，但并不渺茫，更不是遥遥无期。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2}就是说，共产主义不仅指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也指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现实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主义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实践了，而且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我国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也开始实践了，并经过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的艰苦奋斗，建立起了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又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加快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步伐，为从这个阶段向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准备了和继续准备着物质条件。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确实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但这并不表明共产主义的学说错了，也不表明共产主义的运动失败了。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不仅能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综合国力逐渐跃居世界前列，充分说明共产主义无论作为一种学说还是一种运动，都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今天的中国距离共产主义的目标，无论与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时相比，还是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时相比，都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如果在延安时代，我们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民主主义政策时，尚且需要使每个党员明确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需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需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那么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策的时候，更应当强调每个党员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

　　“革命”这个概念有多种含义，既指进步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暴力革命，也指由先进的社会制度取代落后制度的整个过程，甚至指在一定社会制度内某些领域进行的根本性变革，比如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创造等等。因此，党执政后还要不要革命，关键看从什么意义上理解革命。如果从“暴力革命”的意义上理解，我们党的革命任务早已完成，当然不再革命了。但如果从领导人民不断向共产主义制度迈进的意义上理解，我们党的革命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因而仍然是一个革命的党，是执政的革命党或革命的执政党。从国际范围看，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本质上也是一种革命。这种革命当然不采取暴力方式，也不向外输出。但是，反对革命的力量却并没有因此放弃或放松对我国进行的渗透、颠覆、分裂活动，反而有时不惜采用暴力方式。这些矛盾和冲突从反面说明，国内外敌对势力从来不认为我们党的革命任务结束了。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13}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共产主义没有最终实现，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就不可能结束。

　　我们今天当然不必把“革命党”天天挂在嘴上，但也绝不能否认自己是革命党。现在，解放军正在进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解放军是由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军是革命军人，怎么能说领导它的党反而不是革命党了呢？这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另外，我们讲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改革是由我们党领导的，怎么能说我们党不再革命了呢？可见，要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其要害在于把“执政”和“革命”对立了起来，抹杀了我们党的执政与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本质区别。如果误信了这种“理论”，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会被改变，党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就会被取消。果真如此，不要说延安精神无法弘扬，就连延安精神的载体也不存在了。

　　（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列举了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六个方面的表现，其首要表现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决定》在论述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任务时，提出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教育引导党员……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可见，共产党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定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仍然是今天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

　　把共产党人奋斗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理想和近期理想、最终目标和现阶段目标统一起来，是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以贯之的主张，也是我们党不断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保证。《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4}我们党建立80多年来，正是由于比较好地处理了为人民眼前利益而奋斗和始终代表人民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关系，才可能使广大党员做到不在胜利面前沾沾自喜，不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不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不在诱惑面前动摇涣散；才可能使党带领人民在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上不断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