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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闽西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实践基地
2011-03-29 14:51:22
来源:红色闽西网
作者:嵇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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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民主革命,只有解放农民,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推翻地主豪绅的统治,才能真正完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事业。离开了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中国革命就无从谈起。执政为民就是要坚决实行土地革命,进行土改,使无土地或少土地农民获得土地。据调查,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前,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六县,田地平均85%为地主富农所有,农民有田地的不过15%。在剥削关系上,田租各县最低的也有60%,其中长汀达70%,而连城南乡则高达80%。在这种情况下,造成了“土地集中到收租地主,有地农民一天一天减少,无地农民一天一天增多”。在封建地主政权的统治下,农民受各种捐税、重租重利的剥削,要交租,要完粮,要上捐、要派款,无不叫苦连天。有些农民一年都没有米进口,并且连红薯也没有吃,他们只有吃红薯渣。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党领导农民实行土改,烧毁田契,账薄、契约,从而使贫苦农民翻了身。如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在2万多人口的区域内完成了土地分配任务。分得土地的农民,解下了沉重的枷锁,摆脱了经济上受压迫和剥削的境地,这是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有可能做到的。
    由于闽西苏维埃政府给贫苦农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因而得到了工农群众的拥护。广大贫苦农民坚决团结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配合苏维埃政府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配合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是毛泽东在苏区提出的“执政为民”宗旨,也是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宗旨。这个宗旨是由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从这个宗旨出发,苏维埃政权各个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如为了解决农业生产问题,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将土地普遍分给农民。通过组织春耕生产运动、复耕运动、秋收秋耕运动和冬耕运动,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消灭荒田,以各种形式解决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统帅不忘利用战争间隙,带领红军指战员帮助驻地群众春耕插秧,发展农业生产。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各种生产合作社,如犁牛合作社、耕田队、劳动互助组等,解决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不足、耕牛不足的困难。
    红色政权在实际工作中,教育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干草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脍灸人口的山歌,是当年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真实写照。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核和本质就在于执政为民,勤政为民。在红色政权下,群众缺粮,干部想办法采买、调剂。农民群众在生产上有困难,政府组织互助合作社,设法解决劳动力、耕牛、种子、肥料不足的问题。,组织群众,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群众的物资困难问题。群众带小孩难,苏维埃政府办起了托儿所。农民群众子女上学难,政府因陋就简,办起了各种学校、夜校、识字班,开展扫盲运动。群众看病难,政府办起了诊所,开展卫生防疫运动。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时曾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未,就得和群众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毛泽东对那种只一味注意战争,如“扩红”,而不重视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工作作风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如汀州市政府机关的有些工作人员,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汀州群众严重缺米、缺盐、缺柴,生活困难等切身利益问题,不讲也不管。不理群众的生活。毛泽东为此召开干部会议,批评汀州市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教育干部要注重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解决群众的油盐柴米问题。
    “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疾苦。党和苏维埃政府注重调查研究,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倡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党在苏区倡导的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作风、工作作风,深刻体现了为民执政的执政理念,对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为民执政理念的确立,使红色区域内群众的革命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对于苏区政权的政策、号召,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热烈响应,对于苏区政权下达的任务,既使再困难,闽西苏区的人民群众也积极完成、主动分忧。如:闽西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反“围剿”战争中,开展扩大红军的工作。每当扩大红军的任务下达后,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当作最重要的工作来抓。闽西中央苏区的广大工农群众从沸腾的斗争生活中深刻地认识到,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自己的翻身解放。他们认识到扩大红军,参军参战是苏区人民的本份,是广大青壮年应尽的义务,争先恐后参加红军,形成了一个扩大红军的热潮。在扩大红军运动中,到处出现了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或父子同当红军的动人事迹。如红四军入闽时,长汀县城就有300多人主动报名参加红四军。河田、红坊两区80%的青壮年参加了红军。
    在扩红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上杭才溪区。15—55岁的青壮年男子80%以上参加红军。其中,一家2人当红军的有200户,3人当红军的有46户,创造了整排整连模范队以及整个支部加入红军的光荣例子。据《红色中华》及有关资料统计,闽西苏区仅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扩大红军共达3万余人。红军长征出发的八万六千人中,有三万闽西子弟兵。闽西苏区成为中央主力红军的一大来源。在整个苏区时期,闽西先后有10万工农子弟加入红军和赤卫队,先后创建了红九军、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等六个军。闽西成为红军名副其实的故乡,将军的摇篮。
    (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局部执政成功的重要源泉
    苏区红色政权的建立,必须要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是红色政建立赖以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支柱。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苏维埃政府才能执掌政权。“一切的工作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参加,是不能顺利推动和执行当前的重要任务的,”“离开群众来专讲政府工作的建立,是毫无效果的。”在苏维埃区域内,党不仅把人民当作国家的主人,而且把人民群众当作革命的主要动力。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建立的苏维埃工农政权,牢牢确立了依靠人民执政的执政理念。
    战争,是人、财、物的角力。而人、财、物的供给,主要来源于人民群众。紧紧依靠苏区人民群众,苏维埃政权确立了依靠人民执政的崭新执政理念。
    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在人力方面:为确保红军作战的需要,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慰劳队、看护队、洗衣队、补衣队、做鞋队等群众组织。当时,红军处在频繁作战的游击时期,部队的军需、给养、弹药等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运送和战利品的运输等,除红军自己负担一部分外,大部分要靠苏区政府发动广大群众来完成。如漳州战役中,红军缴获了2200多支枪、9挺机枪、6门大炮、3万多发子弹、近5千门炮弹、2架飞机,还筹集了大批被服、布匹、药品、食盐和印刷机等器材,以及上百万光洋。这些物资要随主力红军运住苏区。在山高路陡,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闽西各县支前群众采取接力运输的方法互相接运。苏区人民全凭着一副铁肩,两只脚板把全部物资运到了漳州。
    在物力财力方面:为了支援红军,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起了借谷60万担的运动。福建(主要是闽西根据地长汀、兆征、汀东、上杭、新泉等县)不仅完成了秋收借谷65000担的任务,而且超过了10000多担,走在其他苏区前面。长汀县赤田区下江乡妇女指导员,自动借谷60担,除了把一年的收成30多担全部借出外,不足的部分将家里养的100多斤的猪买掉,买进谷子借给红军。据不完全统计,仅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闽西苏区为支援红军共收集粮食达12万担之多。
    为了保障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费,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这项工作。如龙岩县群众购买公债非常踊跃,共推销13000多元,超过原定额5000多元。长汀河田伯公岭乡在2天中就推销公债200余元。闽西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用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增收节支,缴纳税收,踊跃购买公债,反对铺张浪费等方法筹集资金支援革命战争。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苏维埃政权将闽西工农大众紧密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积极支援革命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做到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倾其所有支援革命战争。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巩固苏维埃政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苏区政权建设史上,谱写了为民执政理念的光辉篇章。
    (三)基层政权建设民主化是局部执政成功的重要方式
    在闽西苏区政权建设中,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建立了苏维埃的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在闽西苏区进行了民主政治的最先尝试。
    党在闽西苏区的民主执政,最重要的体现是建立起让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民众享有民主权利的制度,使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党在闽西苏区局部执政过程中,高度重视基层政权建设民主化。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性质是工农民主的政府,人民群众在这个政权组织系统中,实行真正的选举制度,选出能代表自己的意愿,代表工农利益的代表。通过民主选举,苏区民众选出了自己可信赖的代表参加政权管理,使苏维埃政权更加为广大工农民众所拥戴,更得民心。同时,通过各级代表会议制度,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并管理自己的国家。苏维埃政权以代表大会的形式行使管理政权的权利。经常召开群众会议或代表会议,“有很多工人、贫农以至妇女参加苏维埃代表会与委员会”。在苏维埃区域内,农民许多事情都是靠着开群众大会解决的。如在分田运动之初,具体作法与步骤首先都是召开群众动员大会,讲清苏维埃政权的分田意义与政策,使广大农民在理解分田政策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分田。同时由群众大会民主选出办事公道的土地委员,以贫农为骨干,成立有中农参加的分田委员会。由群众自己提出分田的标准与方法,使分田结果符合广大农民的意愿。“即使有什么争端,仍是开群众大会解决。不但一乡的事这么办,一区的事,一县的事也这样办。”⑾破天荒的政治参与使广大贫苦农民清醒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是工农的政权,从昏睡的政治蒙味中觉悟过来,确立了当家作主的政治意识。
    党在闽西苏区民主执政的实践,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恽代英曾指出,在初成立苏维埃的地方,民主政治还不够发展,每开会多是几个领袖发言,农民只是在台下点头或鼓噪,表示赞成与否,而且多半是赞成领袖提出的意见,妇女发言多半不受人重视。但在苏维埃成立稍久的地方,民主政治就要进步的多。“农民渐次能发表意见,他们已经实行撤回不称职的上级苏维埃代表,妇女在苏维埃中间的地位亦日益抬高。”
    党在闽西苏区局部执政的实践中,确立了“执政为民”、“民主执政”的理念,积累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取得局部执政经验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当时我们党还缺乏领导政权的经验,在学习苏联苏维埃政权建设经验时,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都存在着教条主义的照抄照搬的缺点,对当时和以后的政权产生了某些不良影响。苏维埃的最高权力实际上还是在委员会,一些政权机关只是挂着代表会议的招牌,实际上仍然是几个委员包办一切。广大贫苦工农虽然认识苏维埃政权是自己的政权,认识苏维埃政权的好处,但仍觉得是一部分上级领导、委员替工农群众做好事的政府,工农群众还未能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力。不少苏维埃政府由党员包办,有些党员认为苏维埃政府里的非党团员只是一种形式,不明了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兵群众选举产生的政府,把苏维埃政府等同于党团机关,排斥群众选举出来的委员,包办政府事务。闽西党组织已经意识到了这些缺点,提出了改进措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政治进步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在闽西苏区进行了民主建政的最先尝试。适应时代和红色政权建设的要求,在局部执政的实践中,确立了“执政为民”、“民主执政”的执政理念。不断探索,逐步创造出适应战争需要,有中国特色的政权制度。以新的思想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执政理论,对当时全国苏维埃政权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闽西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一块实践基地。中国共产党在闽西苏区局部执政的历史表明:党在局部执政的实践中已经具有掌握局部政权,保持局部执政政治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能力,具有驾驭闽西革命根据地政权机构、协调各种政权组织相互关系的能力,具备了运用闽西革命根据地组织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能力,具有坚持执政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能力。党在闽西苏区局部执政的成功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执政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注释:
    ①《弘扬苏区精神  加快发展步伐》,《福建日报》2002年6月24日。
    ②《闽西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代表选举条例》,1930年2月6日。
    ③定龙:《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1930年2月2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79页。
    ④《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
    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90页。
    ⑦《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159页。
    ⑧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⑨《厦门大学学报》,1973第1期。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⑾李良明:《恽代英对党在闽西苏区局部执政经验的总结》,《光明日报》,2006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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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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