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湘江（场景）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严重失败，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近3万闽西儿女投入到了长征的革命洪流中，他们大部分担负着前锋或后卫、政工或后勤、侦察或救护等特殊而繁重的任务，为长征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红军长征的中流砥柱，在红军长征史和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一、前锋开路，为红军长征开辟了前进道路
    红军主力长征后，尽管李德和博古等把红军突围西征的保密工作搞到神秘化的程度，甚至连师一级的干部也不清楚。但是，蒋介石却很快摸准了红军行动方向，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境内即红军通往湘西的途中，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一网打尽。处于被动的红军，只有全力以赴,背水一战，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团结一致，粉碎蒋介石的企图，才有可能获得生存与发展。要突破敌人大军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先锋部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闽西子弟刘亚楼为师政委的红二师，在长征路上不负众望，从江西出发，为全军开路，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披靡，用连续突破敌人五道封锁线的一连串胜利，彰显了红军枪尖之锐。其麾下以杨成武为政委的红四团，王集成为政委的红六团，以及以张南生为政委的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等，担负了先锋尖兵的任务，一路上闯关夺隘，攻无不克。尤其是红四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在冲破湘江封锁线、突破乌江天险、智取遵义、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攻占腊子口等战斗中屡建奇功，彰显出奇迹般的神话。聂荣臻元帅曾对红四团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这个团在漫长的征途中经常担负先头团的开路任务。当然，这些任务比较艰巨，如果完不成就会影响很大。而红四团总的说都完成得不错。尤其是抢渡乌江，飞夺沪定，越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等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战斗和行动，任务完成的很好。他们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充分发挥了我军勇敢、不怕死、能吃苦的革命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江山是打不下来的。”
    历史作出了最好的回答：长征一开始，刘亚楼所率领的红二师就初试锋芒。朱水秋团长、王集成政委率领红六团袭击金鸡一带敌军碉堡，旗开得胜；红四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在安远至信丰一线突破敌人以碉堡群构成的第一道封锁线；这是长征以来敌我双方的第一次对阵。这一仗打得如此利索，速度之快，震惊了国民党。接着，红二师渡信丰、过章水，日夜兼程，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城口之间将敌第二道封锁线突破。不久，四团又冒着暴雨漏夜奔袭并占领粤汉铁路东侧的九峰山，掩护中央纵队和九军团等后续部队冲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迅速向汝城和广东边境城口方向前进。此时，蒋介石已判明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意图，为阻止红军北上，并在撤退途中彻底消灭红军，在湘江两岸精心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以天险加重兵，欲置红军疲劳之师于死地而后快。这时，在战略上处于不利态势的红一方面军，能否渡过潇水、湘江这条地障，成为长征成败的关键。
    刘亚楼、陈光接受任务后，即率红二师日夜兼程，不畏艰难，顽强破敌，于11月下旬，终于抵临湘江，与敌展开激战。湘江战役一战，红四团肩负着前卫的重担，杨成武和耿飙接到命令后，率红四团急行军抢占通县县城，掩护后续部队顺利渡过了潇水。尔后，红四团挺进湘江东岸，并迅速占领了界首渡口，连夜奔向觉山，扼住湘江的咽喉要。敌人以2个师，7、8架飞机向觉山发起冲锋，杨成武和红四团的指战员们顽强拼杀，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出色完成了先锋团阻击敌军，掩护主力部队过湘江的任务。
    中央红军的另一支铁拳——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一样，在兴安、灌阳一带，与广西之敌进行血战。27日，当红五师第十四团、十五团到达灌阳的新圩附近，刚在制高点布置好部队，桂军第七军的两个师，就在白崇禧的亲自指挥下扑了过来。红十五团政委罗元发、团长白志文指挥部队以小丘陵为依托，与敌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惨烈的战斗，一直坚持到12月1日下午4时，红十五团完成阻击任务时，指战员伤亡已过半，全团只剩下600余人。
    渡过湘江之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遭受惨重损失后，博古等人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原定去湘西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方军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蒋介石得知红一方面军改变行军路线后，火速调整20万大军追了过来。此时，红二师受命：进军黔北，夺取遵（义）、桐（梓）等地。刘亚楼与师长陈光率部西出黎平，如秋风扫落叶，连下剑河、黄平、施秉等10余座县城，然后于12月底直抵乌江。
    面对两岸层峦叠嶂、水流汹涌湍急的乌江，刘亚楼及时提出了振奋军心的“突破乌江，拿下遵、桐，用胜利贺新年”的战斗口号。12月30日，杨成武、耿飚率领红四团作为先头团，进至乌江江界渡口。经过周密的侦察、部署，红二师终于在 1935 年1月3日强渡成功，将守敌1旅击溃。在红四团突破乌江的同时，红二师作战后勤部部长赖际发指挥工兵营迅速为后面的大部队加紧架设浮桥，为大军过江创造了条件。敌人号称的乌江天险，被英勇的红四团突破了，为全军长征打开了又一通道。
    接着红二师各团分兵行动：红六团在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的指挥下，兵分两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了驻守在距遵义30里处的深溪水镇的敌军外围据点，随即巧取遵义城，为红一方面军进入遵义城扫清了障碍；政委杨成武、团长耿飚率领红四团正面强攻加迂回夹击，先夺天险娄山关，继攻占桐梓城。随后，红四团乘胜出击，一举占领了松坎镇。就在红二师在遵义北面构成防线时，红五军团在乌江一线也完成了南面防线的构成。两条防线遥相呼应，控制了遵义中心地区，有效地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结束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对党对红军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遵义城的攻克，也得益于刘忠率部所得的准确、及时的情报。在长征中，时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的刘忠，所率领的红一军团侦察连、便衣队是全军的先锋，他总是走在部队最前头探明道路、摸清敌情，成为红军队伍的千里眼和顺风耳。1935年元旦，刘忠按照军团的部署，带领侦察人员弄清了黔北重镇遵义的真实军情，并将敌情速报左权参谋长，使红六团智取遵义成功。在长征的许多重大战役中，刘忠均不负党中央的殷切期望，率领侦察部队象一把锋利的尖刀，率先侦察敌情，测绘作战地图、调查行军路线，捕捉讯问俘虏，有时佯攻，深入敌后迷惑敌人；有时插入敌阵，单独作战，钳制敌人主力；有时化装成国民党军，机智巧夺敌人据点。爬雪山，过草地，刘忠率领侦察队的勇士们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冒着极大的生命危，一方面为大部队探明行军路线，为全军开拓道路；另一方面，既要侦察敌情，与敌人周旋，还要先尝百草，为大部队寻找查明可供充饥的草根、树叶，以解决粮草奇缺的困难。腊子口是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也是红军长征后期的关键战。刘忠奉军委令率先带领便衣队化装国民党的中央军，机智地瞒过了腊子口的敌哨所，使红军很快占领了敌人的桥头碉堡，打开了腊子口。长征尖兵刘忠，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受到了中央首长的多次表扬，刘伯承称赞他：“功不可没”。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兵分三路挥戈北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经过四渡赤水运动战，再次进入黔北，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严密部署的包围圈，使其“聚歼红军”的计划又一次遭到破产。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在强渡金沙江后，风驰电掣般地继续北上。先锋红二师率先通过彝族区，出敌不意地出现在大渡河边。当中央红军到达四川大渡河边时，蒋介石命令嫡系薛岳率三个纵队大军紧紧追赶红军；同时命令川系刘湘、杨森将川军布置在大渡河沿岸，加强防守；还电令西康的刘文辉布兵于大渡河北岸进行堵击。扬言要象清朝同治皇帝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部队消灭在大渡河一样，将中央红军一举歼灭。5月25日，在刘伯承、聂荣臻的指挥下，红一团的十七勇士一举从安顺场胜利过河，打开了第一条通道。但是，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太宽，仅凭夺得的几只小木船，在波涛汹涌的急流中摆渡一趟就需要几十分钟。而薛岳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正昼夜兼程，追了上来。红军处于万分险恶的逆境中。要想迅速渡过河去，转危为安，只有飞快夺取上游的泸定桥，才是惟一生路。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杨成武、王开湘临危受命，率领红四团指战员，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硬是用一双脚板走完了平常人需用三天时间方能走完的240里崎岖泥泞的路，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到达目的地之后，杨成武立即组织22名突击队员，冒着敌人扫射过来的弹雨，攀踏着悬空的铁索链一面铺桥一面冲杀过去，一气夺下泸定桥，同敌人殊死搏斗。经过近2个小时的厮杀，红四团终于歼灭大部分泸定城的守敌。泸定桥天险被英勇的红四团征服了，红一方面军前进的道路打通了。打下泸定桥的第四天，红军主力部队从泸定桥上越过了天险大渡河。长征尾追之敌“中央军”薛岳部，终于被红军完全甩掉了。
    红四团夺桥的胜利，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朱德总司令一再表扬红四团，指出夺取泸定桥的胜利是战略的胜利。为嘉奖红四团，中革军委给红四团颁发了奖旗，并给22名突击队勇士以及杨成武政委和王开湘团长颁布了奖。
    红军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妄言。为了保障红军主力顺利前进,红二师在刘亚楼、陈光的率领下，马不停蹄， 奋勇北进开道。攻占天金、芦山之后，单衣薄衫、腹中空空的红军将士，以前无古人的大无畏精神，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夹金山，征服了沼泽泥泞、陷阱重重的草地。先锋师如不卷刃的尖刀，越战越勇，所向披靡：杨成武和王开湘又率红四团激战腊子口，将国民党新编十四师构筑在岷山悬崖绝壁腊子口上的防御工事攻破，再夺险关，为后来红军出甘南，去陕北，打开了顺利前进的通道。
紧接着，翻越六盘山，直抵陕北。再占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红二师都充分发挥了先锋师的作用，一路为大部队扫清了前进的障碍。1935年10月18日，先头部队四大队终于来到了北上抗日的根据地——吴起镇。但是，还不待红军部队得到较好的休息，敌人便以东北军5个师的重兵发动进攻，大有除去心头之患的企图。
    为了保卫边区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中革军委决定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以灭其嚣张气焰。已改任红二师师长的刘亚楼同政委肖华奉命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再次充当先头部队的红二师不负众望，与兄弟部队一道顽强奋战，歼敌1个师又1个团，打死打伤敌军1000多人，俘敌军5300多人，缴获大批的军需给养。直罗镇一战的胜利，粉碎了敌军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苏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决策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二、后卫阻敌，换就红军主力的生存和继续长征
    红五军团红三十四师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是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亲切关怀和亲自领导下，由闽西独立第八、第九、第十师于1933年6月间改编而成，原归属于红七军团，1934年夏，转归红五军团建制。全师下辖一00团、一0一团、一0二团，近6000人，除少数营、连以上干部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和红军学校毕业分配来的以外，它是一支基本上由闽西工农子弟组成的队伍。陈树湘担任师长，程翠林担任政治委员。红三十四师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都比较强。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红三十四师受令负责殿后，根据军委的部署，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的任务是坚决阻击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沧江，而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即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但尽可能赶上主力。因此，红三十四师实际上是在危难之际担任起了总掩护的任务。能否打好这一掩护战，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直接关系到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能否冲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胜利渡过湘江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一00团在团长韩伟的率领下，作为红三十四师的后卫，征途尤为艰难。他们连闯三关：在王母渡、新田之间通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渡过信丰河；在汝城以南天马山至城口间通过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接着在良口至宜章间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正当红三十四师紧急行动的时候，11月28日，装备精良、五倍于我的敌军乘着汽车，沿着大道，从四面八方逼近湘江，企图夺回湘江渡河点，截断红军退路，向红军发起全面的进攻。为掩护红军主力继续西进，红三十四师等部在渡口、土地圩地城阻击敌人。
    红三十四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激烈。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三路军四个师，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轮番向三十四师阵地进攻。而闽西子弟兵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精神，浴血奋战，杀伤了大量敌人，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阻滞了敌人抢夺渡河点的进程。红三十四师虽然只有5000余人，硬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顶住了数倍于已的敌人，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强渡湘江赢得了时间，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2月1日晨，党中央和中央主力红军胜利渡过湘江，突破了蒋介石精心设下的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聚歼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企图变成泡影，便掉转头来疯狂向担任红军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进攻。一时间，敌中央军周浑元部、湘军刘建绪部、桂军夏威部以及地方民团等十万之众，自湘军东岸拉网般地向灌阳、全州、兴安三县地区展开“会剿”红三十四师之态势。敌湘军和桂军切断了红三十四师的去路，更为严重的是敌人炸毁了通渡湘江的浮桥。红三十四师被阻隔在湘江以东，并处在敌中央军、湘军、桂军三路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与西岸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孤军陷入敌军重围。最后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一00团团长韩伟等少数人奉命突围成功外，绝大部分血洒湘江，为革命壮烈牺牲。闽西儿女和其它优秀红军子弟以在湘江之战牺牲和流血代价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为革命的转折提供了契机。
    红三十四师这支拥有5000余人的英雄部队，在离开中央苏区时，带着闽西人民的殷切期望，祈盼着在战略转移胜利后，能早日返回故乡，重建家园。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还未渡过湘江就全军覆没，这不仅使闽西人民丧失了一大批杰出的好儿郎，也是中央红军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然而，他们的牺牲无愧于养育他们的闽西父老乡亲，无愧于滋养他们的红色土地。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身躯，阻击于数倍于中央主力红军的国民党“追剿”大军，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主力于湘江的妄想，换就了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的生存和继续长征。为长征的胜利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铸成了永垂千古的英雄群体的丰碑！
    三、后勤排忧解难，使红军行军作战有了胜利的保障
    长征途中，闽西儿女在各支部队、各条战线上都充分发挥了其作用。战斗在后勤战线上的闽西儿女们，不负众望，克服了诸多困难，为长征部队提供了胜利的保障。
    红二师供给部长兼作战后勤部长赖际发克服了种种困难，保证后勤物资的供应。漫漫长征路草鞋成了须臾不可离的宝物，在长途跋涉中甚至成了战士的武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至少每人两双草鞋的命令，赖际发凭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将后勤工作放到各连队，指示各连队抽调强壮汉子去采购稻秸，并抽调手巧的同志专门编织，还要求鞋底加厚一层，每人每天定额3双。经加班互助，仅2天半就完成了整个师上万双草鞋的任务。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赖际发深感后勤保障工作责任的重大。行军他走在前面，驻防时又最忙，找向导、请船夫、伐竹木、打土豪、搞粮食、筹款项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无论行军、打仗，部队每到一驻地，他总是及时带人到当地村子了解民情，动员收购粮食、盐巴和其它日用品，不断补充部队。为了使战斗缴获的物资尽快发到战士们手中，他总是率领后勤人员对所有战利品及时造册、清点，组织力量装运，绝不随便丢弃。这些战利品和物资经他合理安排调剂，在后来困难艰险的征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担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财政处长的张元寿，在长征前夕，利用白区商人，多次从汕头、潮州等地购进大批红军急需的药品。这些宝贵的药品在长征中为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的健康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征途中，由于中央红军经过的大多是新区、白区和偏僻穷困的山区，语言不通，群众不理解，使后勤保障工作很难开展。张元寿为保证中央机关和部队的粮食供应，经常带领后勤人员一边做群众工作，一边征购粮食。有时沿途群众都跑光了，他便远离主力，跑到国民党区域内搞粮食。在他的努力下，有效地保证了长征途中中央机关的后勤补给。1935年，中央红军进抵大渡河，为在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决定组成先遣队，刘伯承任司令员。由于张元寿在后勤工作上的杰出贡献，被刘伯承调先遣司令部任后勤处长，在开辟新区工作中，继续作出应有贡献。
    红军长征时的后勤工作，不仅仅局限在为部队和机关提供粮食、装备和其它物资上的补充，而且还要承担修路、架桥和临时突击任务。
    担任一纵队干部团工兵连一排排长兼教员的刘始明，率领全排战士走在干部团的最前头。遇山开路、逢水搭桥，为大部队的行军扫除障碍。在征途中，凡是牲口、辎重难于通过的地方，都要靠工兵连打通要道。工兵连往往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回到宿营地还来不及吃上一口饭，就要跟上大部队出发。虽然他们的任务重，工作条件十分艰辛，但他们从不叫苦、叫累，及时排难解危。遇到险要地段，刘始明立即指挥战士们排除路障，标好路线标记，保证干部团和中央军委机关顺利通过险要地段。
    以曹菊如为党支部书记的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第十五大队，在长征中肩负着保护的是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在最困难时期积累下来财产的重任，在这批财产中，有几担黄金和白银，有几十担苏区铸造的光洋和几十担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为了保护好这些财产，曹菊如率领队伍经常昼伏夜行，走的是小道山路，不仅要行军打仗，保护好这些财产，还要发动群众筹划钱粮，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经济来源，一是靠打土豪罚款，二是依靠人民群众支持。红军路过集镇村寨，没收当地土豪粮食财产，除留部分外，将大部分分发当地贫苦群众，以此宣传红军政策，争取群众支持。十五大队在曹菊如等的领导下，一路上不断向人民群众宣传，同时坚决没收地主财产，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筹划钱粮工作，收到一定的效益，局部解决了部队的经济来源。他们以其英勇奋斗不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完成了党中央的重托，也胜利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赖际发、张元寿、刘始明、曹菊如等只是红军长征队伍中无数优秀后勤战士中的代表，正是有了他们艰苦卓绝的辛勤工作，红军的后勤补给才能得到保障，有了他们排难解危的英勇奋斗，红军才能无往而不胜，他们的功勋将永不磨灭。
    此外，在红军长征队伍中，还有一批闽西子弟兵，他们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军团各级部队中担任特勤警卫、机要通讯、公务勤杂等工作，他们默默无闻地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李质忠，长征时一直在红军总司令部机要科工作，党中央和毛主席有关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和战斗指令，就是通过他和机要科的战友们迅速传达到各部队。中央为了研究某些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往往反复商讨，彻夜不眠，李质忠等坚守岗位。在整个征途中，他们就这样不知度过了多少个日夜，为了长征的胜利，他们作出了无私的奉献。阙中一，长征途中一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班长。为了做好警卫工作，照顾好毛泽东的身体，在阙中一的领导下，警卫班全体同志实行日夜24小时的执勤保卫工作。在险恶的征途中，他们克尽职守，日夜操劳，以重大的政治责任感几度化险为夷，保卫了毛泽东的安全，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重大任务。戴镜元、张水发也是其中的典型之一。他们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敌人的情报，破译无线电密码，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抵达目的地作出了贡献，被毛泽东誉为“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
    四、政治宣传，坚定红军指战员革命必胜的信念
    长征，历经千难万险，征途中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强敌追截，自然环境极端恶劣。其生活之艰苦，斗争之激烈，伤亡之惨重，都是难以想象的。面对如此严峻考验，如何鼓舞士气，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坚定红军指战员革命必胜的信念和争取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以及瓦解敌军斗志，成为红军各级政治干部和政治机关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中心工作。陈明、郭滴人、袁子钦、罗元发等一批闽西子弟兵中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在长征途中充分发挥了其作用。
    红军突围时，由于采取了甬道式和大搬家的做法，组织了庞大的后勤机关，携带了大批辎重，队伍拥挤不堪，行动十分迟缓，大批战斗部队变成了掩护队，根本无法进行战斗。在军事指挥上，李德、博古等人又从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变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一味消极避战，不敢利用敌人的弱点主动进击，以致丧失了一些歼灭敌人的良机。红军主力部队经过艰苦的行军作战，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已疲劳不堪，埋怨和满情绪逐渐滋长。在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干部团负责政治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的陈明，征途中，利用战斗、行军空隙，向干部团战士们宣传十月革命经验和苏联红军英勇战斗的事迹，来激发大家的革命斗志。在漫漫的行军路上，他以独特的方式在战士们背包上写上“红军”、“苏维埃”等，边行军边教文化课，使许多战士既学到了知识，提高了思想认识和文化程度，又不耽误行军打仗，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郭滴人，是闽西苏区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在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征前夕，他和当地的扩红干部发动了7000多群众参加红军。长征途中，红军经过的广大地区多是新区，有的还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群众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不了解，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对红军存在着怀疑、恐惧情绪。因此，群众工作的好坏，是关系到能否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胜利完成长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新区群众对工农红军的不了解，作为中央红军第三军团任宣传鼓动员兼做地方工作的郭滴人，把实践党的宗旨、密切军民关系，作为群众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每到一地，便组织政工人员深入当地做群众思想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1934年12月，红三军团进入广西龙胜县境内。这里地处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除了壮族、苗族外，还有一部分瑶族。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和压迫，瑶族居民生活十分痛苦，部落受歧视，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瑶民对红军不了解，充满恐惧和仇恨。红军路过瑶族村寨，当地居民弄脏或切断水源，埋藏粮食带走牲口，青壮年和妇女小孩逃散一空。红军找不到向导，得不到粮食和水源，还时常遭受瑶人武装袭击。面对这种困难，郭滴人每到一村，即发动军团政工人员在村子刷写标语、张贴布告，宣传红军政策和纪律，宣传红军和瑶族人是一家人、是亲兄弟。红军不住房东不在的房子，而是露宿屋檐下。红军居住过的地方，总是打扫干净，遇到群众来不及转移的粮食，战士们总是妥善给予保存。有时部队实在找不到粮食，战士们总是细心地从群众埋藏的粮食中匀出一部分，按当地时价将银元补上。
    红军秋毫无犯的举动，很快感动了当地瑶民，当他们回到村庄，看到满街的红军标语和布告，看到干净的院落，看到红军胜过的粮食上压着光洋，由此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郭滴人还常常利用与瑶族同胞接触的机会，积极宣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通过宣传鼓动，在瑶族同胞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当地群众开始为红军筹集粮食，派向导为红军带路，还接受了一部分红军伤病员到山寨养伤治病，还有十多名瑶族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艰苦紧张的长途跋涉，使郭滴人得了肺病和痢疾，他不顾自己的身体，挣扎着继续宣传党的群众工作和少数民族政策。在即将过草地时，郭滴人开始咯血，但他以坚强的毅力，继续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
    长征时担任中央红军第五军团第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的袁子钦，一直跟随十三师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行动。作为红军的一名政治工作者，他经常根据军团政治部的要求，提出新的政治内容来开展部队的思想工作。由于红五军团不仅要携带大批笨重的辎重，还要掩护庞大的中央机关，行动迟缓，损失惨重，很多战士乃至连、排长，心情急躁，思想情绪波动很大，袁子钦不失时机地到部队了解情况，及时加以总结，号召战士们发扬艰苦奋斗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去战胜困难、战胜敌人，坚信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坚决抵制和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
罗元发，长征时任中央红军红三军团五师十五团政委，他深感艰苦环境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而要做好政治工作，最好的方法就是政治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以模范行动带动政治宣传，为此，他经常下连队工作，与战士们谈心。为做好全团的政治思想工作，罗元发每天把政治处的特派员、青年干事派到连队里，跟战士们一起行军，了解思想动态。每到一地，就抓紧做好当地群众的宣传工作，发动战士们为群众做好事。把打土豪没收的粮食、钱财分发给贫苦农民，扩大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并要求每一位党员和青年团员，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当地藏民的风俗习惯。罗元发严格的要求和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形象。
    红军的政治鼓动和扩红宣传，在长征途中收到很大的效果。在整个长征中，共有2万多各民族群众和国民党士兵参加了红军的行列。闽西子弟兵中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只是千万红军中的一小部分。正因为有了象陈明、郭滴人、袁子钦、罗元发等一批优秀的政治工作者的努力，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红军才能无往而不胜。
    五、救死扶伤，为保障红军指战员的健康作出贡献
    在参加中央红军医疗卫生队伍长征的数千战士中，有200多名闽西优秀儿女分别在中央红军医院和军团、师、团、营、连、后勤机关卫生队工作。他们发扬阶级友爱救死扶伤的共产主义精神，为长征中红军的战地医疗和卫生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傅连暲、江一真、涂通今、叶青山等人负责医疗卫生和中央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他们以其精湛的医术和负责的态度，不仅保障了中央机关领导的健康，也抢救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
    时任苏维埃共和国国家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在长征前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突患恶性疟疾，傅连暲从瑞金赶到于都为毛泽东治病，对症下药，精心治疗，仅用3天时间就把毛泽东的病治好了，使毛泽东能够健康地走上长征路，这无疑是傅连暲在革命关键时刻为红军立下了一大功劳。在漫漫长征途中，红军队伍里流行许多疾病，如不采取有效的治疗和预防，就有不断蔓延之势。傅连暲一路行军，一路宣传基本的卫生知识，想方设法搞好部队的卫生保健工作。在红军翻越雪山前夕，傅连暲向中央军委提议，要求每个指战员都喝上一碗辣椒汤，身上备些干辣椒以增强抵御风寒的能力，这一措施为红军顺利翻越雪山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解决红军长征中缺医少药难题，傅连暲利用其基督教徒的特殊身份，在沿途的教堂中找药材，多次缓解了红军用药的燃眉之急。在西药短缺的情况下，他还动员指战员就地取材，在沿途的山林和草丛中挖取中草药，并教会他们对伤病员进行简单的止血、消炎和去毒等医疗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红军伤员的死亡率。就这样，傅连暲以其精湛的医疗技术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抢救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也保障了中央机关领导的健康。
    原中央红军教导师医务主任涂通今，长征开始时，任红九军团医生，后任军团卫生所所长和师卫生主任。长征途中，他根据部队不时变换地点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为战地医院制定出一套切实而行之有效的卫生保障方法，主要有：行军前要重视对战士们的卫生教育和指导，行军途中尽量张贴有关宣传卫生常识的标语；到了宿营地，要做好对当地群众和周围环境卫生情况的调查，注意传染病的发生和做好预防工作；规定全体战士行军一律要打绑腿，以防荆棘、跳蚤或脏物的直接侵入，到达目的地后要用热水泡脚，注意饮水、饮食卫生；休息或睡觉前作“倒腿运动”，借以改善和促进足部、腿部的血液循环等。红军进入贵州后，这里经济贫穷落后，群众生活困苦，体质败坏，传染病流行。涂通今这套卫生保障法事先向九军团各级部队进行了广泛宣传，广大干部战士十分注意饮食卫生和环境卫生，避免了传染病的发生。
叶青山，长征时任中央红军第一军团后方医院院长。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第一军团后方医院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是一个简易的医疗队。医院人员严重减员，伤员不断增加，药品和医疗器械严重缺乏，工作遇到极大困难。然而这一切难不倒叶青山，多年来他已习惯了这种战地医院工作。没有消毒酒精就用盐水代替，没有止血钳就用绷带扎紧血管。当困难到连盐巴也没有时，消毒器械只好用火烧，通过种种办法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正是由于这些白衣战士们不怕苦不怕累，克服医疗器材缺乏，药品奇缺的困难，为抢救红军伤病员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因而被广大红军战士称赞为“再世华佗”。
    六、巾帼英杰  万水千山热血铸丰碑
    在中央红军长征行进的队伍里，有30名严格挑选出来的女军人，她们被集中编队组成干部休养连，虽然这个连队除妇女外大都是老弱病伤员，但却是一支既有生气，又有战斗力的伟大群体。这些女军人象所有的红军远征将士一样，冀怀着信心和希望，以“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把自己的理想铸进了长征这座人类历史的伟大丰碑。在这座伟大的丰碑上，嵌刻着闽西籍3位伟大女性的名字，她们是：邓六金、吴富莲、谢小梅。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的连队，在连队里既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董必武等人，又有一批身经百战的师团级以上的病伤员，以及报务员、机要员和妇女干部，其中有些妇女还怀有身孕。30名妇女干部，全是中央苏区妇女干部的精华，有的在中央政府或军队担任重要职位，有的是地方妇女骨干，还有一部分则是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妻子。邓六金长征前是福建省委妇妇部长，吴富莲是闽赣省委妇女部长，谢小梅则是白区的地下工作者。
    在长征中，邓六金一直负责中央干部连担架排工作，跟随担架排一起行动，护理伤病员。民夫不够时，她还帮忙抬担架。到了宿营地，先头部队早已休息，她还忙着给伤病员打床铺、找粮做饭，并帮伤员换药、洗脚，安顿好民夫的食宿。等到事情全部做妥当了，她才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歇歇。第二天她又比别人起得早，给伤病员烧水做饭，准备好行装。由于白天有敌军围追堵截，又有飞机侦察轰炸，部队常常采用夜行军。邓六金作为一个女青年抬着担架，夜间行走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不仅肩膀被压得红肿，连两条腿都磕碰烂了。多少次，敌人的子弹从她头上呼啸而过，虽然身上还背着许多东西，但她仍一边跑，一边招呼战友跟上队伍。尽管双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全身散了架似的，但在集体主义精神支持下，邓六金和她的女战友们仍把走不动的战士身上的东西往自己身上加。
    行军来到四川过泸定桥时，邓六金、吴富莲等来自山区的女战士一面把自己过山涧独木的经验传授给战友，一面以客家人的开朗豪情，用山歌唱着新编的歌鼓励同伴。有的同志怕负重过桥，邓六金和来自山区的女兵们就解下绑带把药箱绑在自己肩上，扶着铁索向前进。邓六金和女战友们手拉着手，顶严寒，冒风雪，翻过皑皑大雪山，又走进茫茫的大草地。在过草地时，邓六金除了背沉重的背包外，还帮助抬担架，搀扶伤病员。路上没有食盐，没有干柴烧开水，但邓六金和女战士们毫不畏惧，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一口水，并练就了一套四人背靠背站着睡觉的本领，以对付草地这个特殊的环境。就这样，她们用种种正常情况下想不到的办法，跟草地斗争了整整七天七夜。艰苦的行军和繁重的工作使邓六金强健的身体垮了下来，过完草地后她大量吐血，但她以一个军人的坚强毅力继续行走在长征路上，直到胜利到达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