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场景）

    1929年12月28－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领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后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重大历史课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决议》内涵丰富，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 古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进行了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全国都处于白色的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英勇无畏地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和领导了包括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内的近百次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先后建立了数十支红军和游击队，在10多个省的广大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文件。会议坚决纠正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它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展开。除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三大起义以外，中国共产党又在湖北、广东、江西、福建、陕西、河南、直隶等省领导发动了多次的武装起义，如1928年3-6月，以朱积垒、郭滴人、邓子恢、傅柏翠、张鼎丞等领导下，闽西党组织先后发动了龙岩后田、平和长乐、上杭蛟洋和永定等四大暴动。这些相继展开的武装起义都取得了一些成绩，给国民党反动派予以沉重打击。但是，众多的革命武装起义并不表明革命形势在高涨，从全局来看，革命力量还很弱小，革命形势仍然处于低潮。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企图攻打或坚守大城市，结果只能导致失败。只有率领起义部队走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才代表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正确发展方向。各地武装起义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红军、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武装迅速取得了部分战斗的胜利，进而准备与湖南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一起会攻长沙。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各路起义部队集中于浏阳的文家市。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暴动农民武装1万余人转移到了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砻市龙江书院胜利会师。5月4日，两支会师后的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6月后，根据中央指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后，发展和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武装，打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妄图扑灭革命火种的疯狂进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很快进入全盛时期。但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峻。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1929年1月4日至7日，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联席会议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决定，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在外线作战，“围魏救赵”以解井冈山之围。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共3600多人在茨坪集结，开始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2月17日，红四军进抵东固地区，在此休整了一个星期。这时，传来了井冈山失守的消息。正当红四军举棋不定向哪里发展之际，中共福建省委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红四军报告当地的情况，认为“红军转战千里，旦夕不休，尤其是这两个月来长期的奔走，一定是很疲惫，并以子弹缺乏，目前开回湘赣或开往广东很有困难，客观上的环境，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是有可能的，因为汀杭与赣粤相距较远，同时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 （1）
    1929年3月11日，红四军从瑞金壬田出发，首次进入闽西，到达长汀县境内的四都楼子坝。3月14日凌晨，红四军兵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进攻，消灭郭凤鸣部两千多人，打死旅长郭凤鸣。红四军乘胜解放了长汀城，帮助地方党组织选举产生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这是闽西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县级红色政权。
    红四军进长汀城后，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措军饷5万多元，大大缓解了红四军的经济困难。红四军还在长汀统一了红军军装，军容焕然一新。
    在长汀，为了更加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适应“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红四军把原来的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建制，全军设3个纵队。
    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福建、江西、浙江三省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和革命形势，研究了红军的行动问题，提出了“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的战略方针。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1929年3月27日，蒋桂战争爆发，全国形势急剧变化。毛泽东、朱德把握大好时机，率红四军乘隙于4月1日回师赣南，实施“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
    1929年4月底，两湖战场上的蒋桂战争稀稀落落告终，此时粤桂战争之火在南粤大地燃起。分散活动了45天的红四军主力各部重新返回到瑞金集结，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从瑞金启程，第二次挺进闽西。
    5月23日、6月3日和6月19日，红四军三次攻取闽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龙岩城，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2000多人，赶跑了陈国辉。红四军还先后解放了永定、上杭白砂镇以及广大农村。三占龙岩城的胜利，支持并推动了闽西各地的农民暴动，革命烈火熊熊燃烧。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到1929年7月，以上杭古田，龙岩大池、小池等地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等县相继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党的组织得到了空前发展，在6县范围之内，中共党员在短短几个月内增加了3倍。闽西约有80万群众分到了土地。到1929年11月底，闽西已建立4个县、50多个区、4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工农武装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29年9月，已发展到5000多枪支。红色区域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连城等6县之间，纵横300多里。
    历史证明，闽西良好的党的基础、群众基础和武装基础为红四军入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而红四军入闽又极大地促进了闽西革命形势的发展，促进了闽西党和革命武、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从而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古田会议的召开直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条件的改善并没有自然消灭红四军和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决议》开门见山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2）产生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有特殊环境和根本原因的。
    红军初创时期，兵员成份复杂，尤其是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占了很大比例，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必然会在党内反映出来，加之尚处在幼年时期的红军领导机关对党内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斗争，缺乏对党员的正确路线教育，就使得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滋生和发展起来。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
    红四军存在的这种情况也是整个中国共产党普通存在的状况，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时代特征，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0%，大革命失败以后，党被迫到农村去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党要发展壮大，农民成分比例占优势就不可避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映到党内，严重地妨碍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对此亦表示非常担心，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变质，变成农民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所以，他们极力主张党要重点抓工运，要靠大量发展工人党员，提拔工人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来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中共中央受到这种指导思想的严重影响。但是，实践证明，共产国际按照世界上发达国家共产党建设的模式来解决中国党的问题的思路是不正确的，片面强调以组织建设为主要手段来维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是行不通的。所以，能不能冲破共产国际的束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作了坚决斗争，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农民成份占多数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问题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新路。
    为了加强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努力，对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针对一些同志在敌强我弱的危难之际，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情绪，撰写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光辉著作，正确回答了关系中国革命命运和前途的基本问题，驳斥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并发展的悲观论调，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红四军还先后在罗霄山脉的江西和湖南召开过6次党的代表大会，传达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总结湘赣边界斗争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肃清，反而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而更加突出，甚至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了严重意见分歧。同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因与红四军信息沟通不畅，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所作的一些指令也并不十分切合红四军的实际。例如，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央“二月来信”，中央来信要求红四军将武装力量分小，散入各乡村去，“定为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还要求“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多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隐匿大的目标，以免“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3）
    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二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认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毛泽东特别重申了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主张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同时毛泽东还不失时机地归纳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4）
    “二月来信”还是给红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特别是那些不愿意从事建立农村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同志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引起了思想混乱。
    5月底和6月上旬，红四军前委分别在永定湖雷、上杭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就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分歧进行了讨论，还对不要设立红四军军委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未能取得一致，反而愈来愈公开化和激烈化。
    6月14日，毛泽东根据前委的要求，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一篇长文章。在这篇长篇信函中，毛泽东写道：“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 （5）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把红四军党内军内争论的内容归纳为14个问题，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以及当时实行的若干政策、制度的争议；二是关于设不设军委并由此产生的若干组织原则的争论。毛泽东在文中对建军建党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阐述，他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 （6）“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即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7）“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久抑求伸的素志（即与历来指导路线不同的另一指导路线），然而表现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 （8）毛泽东还指出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来自远方”，他批驳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农民意识、军阀残余思想，毛泽东以其独有的深刻洞察力明确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9）。
    很显然，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信深刻认识到了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如何加强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利用三克龙岩城后较安定而且优越的斗争环境，在龙岩公民小学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由陈毅主持，他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目的是想统一认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红四军的七大只开了一天，通过了决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条件不成熟，决议总的来说并没有到达统一思想的目的，也没有充分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效果不好。
    “七大”选举红四军前委，陈毅取代毛泽东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7月下旬，为了打破蒋介石发动的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三省“会剿”，红四军前委决定红四军一、四纵队留在闽西，与地方武装一起，采取游击战术，打击敌人的正面进攻；二、三纵队由朱德率领，出击闽中，扩大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牵制敌军进攻闽西，保卫闽西的胜利。至9月6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完成外线牵制敌人任务后，返回龙岩，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三省“会剿”。9月20日，朱德又率领红四军四个纵队和闽西赤卫队一万余人攻占“铁”上杭，使闽西赤色区域扩展到武平的中堡、武东、十方一带。9月下旬，前委在上杭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继续就建军原则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由于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四军，陈毅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红四军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朱德、林彪、傅柏翠三人为常委，显得力量单薄，机关不健全，而且“八大”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自由争论了三天，毫无结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如何纠正和克服红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问题，也成为红四军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成为古田会议必须召开的重要因素。
    二、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
    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是与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密不可分的，而中央“九月来信”又是与陈毅的贡献密不可分的。
    1929年8月初，陈毅接中央通知，前往上海出席全国军事工作联席会议，并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真实情况。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陈毅的汇报。陈毅口头向中共中央详细而客观地汇报了红四军的建立和发展历史以及红四军党内矛盾的演化过程。会后，陈毅把他的汇报材料写成了5份书面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央领导人传阅这份材料后，一致认为写得好，还共同推荐到最权威的军事刊物《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发表。1930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第一期全文刊载了陈毅的这篇汇报，并专门加了一段编者按：
    “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以一目了然。从他们几个时期的历史来看已经很可以明了他们两年来是在怎样的艰苦斗争，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饥不得饱’的时候，还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万武装工农拥护’的巩固基础！” （10）
    在陈毅客观汇报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等三人组成的委员会，周恩来为召集人，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件。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研究，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特别是陈毅在这次讨论中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周恩来授意陈毅代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中国政局自蒋桂、蒋冯战争后，表面上蒋系的南京政府得了胜利，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加大了些，但实际上一切引起战争的矛盾并未解决，且日益加深地向前发展，因此反蒋的军阀混战又由酝酿至于爆发。” （11）但“在军阀混战中，我们不可过分去估量，专空想一些大的斗争到来而忽略许多切实的群众日常斗争工作，尤其在红军中更要注意到敌人的‘会剿’” （12）。
    “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红军第四军两年来对于上述任务克尽了一部分，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红军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 （13）
    “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井冈山斗争开始确立的建党建军的一些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如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14）关于“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当然，来信也认为“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而“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是作经过支部去工作的解释，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15）
    对于红军中出现的种种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 （16）
    “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号召”；废除党代表制度，实行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的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可不兼任政治部主任。” （17）
    “九月来信”以及周恩来对陈毅的口头指示，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了明确结论，一方面批评了红四军某些领导人的一些不正确做法，如在关于要不要设立红四军军委的分歧，来信明确回答：“党的组织系统可保存现在状态，前委委员不要过九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 （18）另一方面强调了团结，明确要求朱、毛应团结合作，“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红四军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19）
    1929年10月，陈毅带着“九月来信”返回闽西。10月22日，陈毅转辗来到广东蕉岭，意外地与红四军接上了关系。当夜，陈毅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并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陈毅与朱德等领导同志取得了一致意见，派专人把“九月来信”送给在上杭苏家坡指导闽西特委工作的毛泽东，力请毛泽东回来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毛泽东收到了中央指示精神和陈毅的亲笔信后非常高兴，于11月26日随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从上杭蛟洋赶到汀州，回到了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岗位上。28日，在长汀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开展红四军的整训工作，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1929年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进驻新泉，开展了著名的“新泉整训”。
    “新泉整训”包括政治整训和军事整训，按照前委的分工，朱德负责军事整训，毛泽东和陈毅负责政治整训。
    朱德负责的红四军军事整训，重点是严肃军人风纪，提高作战本领。朱德克服各种困难，举办了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亲自上课，他还经常来到练兵场上，言传身教，与士兵们一同开展军事训练，还同广大官兵一起探讨战略战术以及红军游击战术等军事问题。朱德还主持制订了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为克服红四军内的各种错误倾向，提高部队战斗力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和陈毅主持红四军的政治训练。政治整训的目的主要是让指战员明确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举行各种调查会，开展调查研究，摸清部队官兵思想问题，为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做了前期准备。毛泽东为了更全面准确地掌握和了解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的表现、危害及其根源，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入调查，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采用的是“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办法。毛泽东在住处“望云草室”主持了许多次的调查会，每次的调查会都有各纵队、支队、大队的负责同志以及连队的支部书记和一些士兵，约莫10多人，每次会议的人员都有所变化。调查会上，毛泽东亲自发问、亲自作记录，并同与会者一起探讨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和陈毅一起召集由红四军党内各级党组织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对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此外，毛泽东多次深入连队，召开士兵调查会，了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中的表现；毛泽东还深入农村，甚至步行到离新泉五里外的官庄，召开农民座谈会，收集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和要求。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进一步摸清了红四军内存在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开展思想教育和政治建设，为提高官兵、军民的思想觉悟做了大量工作。在整训期间，毛泽东强调红军党内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把思想政治工作娴熟地结合于各种调查会中，有条不紊，成效显著。首先，毛泽东分别把党员干部和部队战士召集起来，并有重点地开展思想工作，对持有错误观点的同志进行耐心的说服和帮助，启发他们自觉提高认识。如针对有些党员干部存在军队只管打仗，不去做苏维埃政权、群众工作的错误看法，毛泽东循循善诱地指出，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应该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建立地方革命政权的使命。其次，毛泽东主张组织发动部队内部大讨论，让官兵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充分表达和反映自己以及部队中普通存在的思想和想法，号召大家开展大讨论，在讨论中认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和纠正这一错误思想的必要性，从而达到思想的统一。整训期间，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红四军各个大队、中队、班都对红军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根源以及解决办法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使新泉整训成为一场广大指战员全员参加的思想政治运动。
    第三，加强组织纪律和制度建设，为打造新型人民军队提供纪律保障。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部队的纪律建设，他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整训期间，毛泽东结合当地妇女常集结于溪边洗衣服的实际情况，与朱德、陈毅商议，最后在“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规定，形成我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由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全军贯彻执行。这两条规定丰富和完善了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纪律建设的内容，既充分体现了红军尊重当地百姓生活习惯的优良传统，又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提供了纪律保障。
    总之，经过十多天的整顿，红四军广大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思想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初步认识到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四军的危害，认识到纠正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军队建设乃至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从而使全军官兵的思想达到初步统一。因此，新泉整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铺平了道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在新泉整训期间，国民党调集了闽、粤、赣三省14个团的兵力，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进行了第二次的三省“会剿”，准备兵分七路包围新泉。红四军为了集中力量开好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定留下一部分兵力在新泉一带警戒从江西过来的敌人，其余部队向苏区的中心地带后退，以便更安全地召开会议。同时，更好地实现攻打龙岩向东发展的战略目标。于是，红四军到达了上杭的古田，积极筹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古田，位于福建省上杭县东北部，是梅花山南麓莽莽群山环抱着的一个狭长形的小村落。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什么会选在古田召开，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从地理上看，古田位于龙岩、上杭、连城三县交界处，是一个四面群山环抱的小盆地，东有彩眉岭，西有将军山，西南有巍巍的双髻山，北有莽莽的梅花山，南有险峻的吊钟岩，只有三条石砌路与外界相通，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历来就是一个屯兵驻军的好地方。
    其二，从基础上看，古田的党的基础、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都比较好。自从1928年闽西四大暴动以来，古田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特别是红四军入闽经过古田，更加促进了古田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古田成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中共闽西特委机关就驻在古田的苏家坡村。古田党的基础组织健全完善，富有战斗力，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当地农民分到田地，当家作主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尤其是当年粮食获得好收成，为红军大部队驻扎提供了充足的粮食，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其三，从军事上看，红四军于10月下旬出击东江后，蒋介石就开始筹划对闽西红色区域的第二次闽粤赣三省军事“会剿”。永定、上杭、长汀、武平都有敌人来攻，而且新泉整训期间，敌兵也紧追不舍。这样，选择在古田这个相对安全的盆地召开会议就比较适当了。同时，红四军驻扎古田，还便于伺机攻打龙岩，实现向东发展的战略目标。
    12月中旬，红四军领导机关和部分红军进驻上杭古田，继续开展政治军事训练。军事训练依然由朱德亲自主持，毛泽东和陈毅主持政治训练。
    毛泽东为了做好古田会议的准备工作，废寝忘食，忙碌异常。白天，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党代表联席会和各种各样的座谈会。特别是多次召开了各纵队、支队的党代表及部分大队的党代表联席会议，为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进一步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晚上，毛泽东在前委机关驻地“松荫堂”的煤油灯光下奋笔疾书，整理总结材料。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结合红军创建两年多来的实践经验，为大会起草了决议案。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隆重召开。
    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干部代表和士兵代表以及闽西各地的干部代表、妇女代表共120多人参加了会议。
    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并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解释。陈毅还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专题发言。朱德作了军事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还有多次的讲话，代表们受到极大的教育。
    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由于会前准备充分，代表思想统一，一致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名垂青史的《古田会议决议》，还通过了《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的决议》、《士兵决议案》等项决议。
    12月29日，会议胜利闭幕。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红四军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11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任书记，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等3人为前委候补委员。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光辉里程碑，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
    三、《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
    如何建设一支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和军队，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遇的崭新问题。古田会议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之下，科学总结了南昌起义两年多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红四军党内思想斗争的历史经验，成功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内容十分丰富，核心部分是开篇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古田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着重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
    古田会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同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其“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20）
《决议》开门见山地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列举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等，共8种。以单纯军事观点为例，它又有几种具体表现：“1、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2、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3、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4、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5、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6、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7、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8、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21）
    《决议》分析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党员的大多数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决议》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22）据历史材料统计表明，1929年5月，红四军有党员1329名，其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6．6％，工人出身的党员仅占23．4％。到古田会议前夕，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上升到了81.2%。从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来看，农民为主体的状况更为显著，如据1928年中国共产党“六大”时统计，党员成份中农民占76.6%，知识分子占6.9%，士兵占0.8%，其他成份占4.8%，工人只占10.9%。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时，党员总人数中工人成份比例减少到了7%。这是处在中国这么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里的必然现象——农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而工人阶级总数只有200多万。大革命失败以后，虽然党中央仍然设在上海这个大都市，而且当时的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都坚持“城市中心论”，并以此来指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开展，但实际上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农村，党的组织发展的基础也自然放在了农村。
    《决议》明确指出了这些错误思想的极端危害性：“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2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都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构成的，这是无可争议的让共产党领导人担忧但又不可能立即改变的建党建军早期的历史事实。严峻的历史现实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一个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以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党，如何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其先锋队性质？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而这个问题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是组织建党，大量吸收工人阶级入党，巩固党的工人阶级基础，以保持党的先锋模范作用，这在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下是根本做不到的。尤其严重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障碍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批评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甚过重视工人，担心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变成农民党。
    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提出要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24）
古田会议把教育的重点科学地定位在了思想政治工作上。《决议》列举了党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近30种材料和方法。其中党内教育的10种材料有政治分析、红军党内8个错误思想的纠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等；党内教育的方法有18种之多，如：党报、训练班、个别谈话、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为了更有效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确保正确的方法能得到科学执行，《决议》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25）
    在加强党的思想和政治建设的同时，古田会议强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决议》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26） 有鉴于此，《决议》对红四军党的组织建设专门作出决议。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规定“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严厉批评了“极端民主化”的思想，指出：“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的“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是错误的，它必将“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 （27）
    决议坚持党支部建在连上的正确做法，实行党员的混编办法，认为“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是很对的。但还缺乏有计划地将各种出身不同能力不同分子很好地混合编制起来，以后此点要多加注意。至于单纯地把干部分子编成小组，那是要不得的。”（28）
    为提高红军党员的素质，决议明确了发展党员的组织路线是“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伕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不搞入党的“人情”、“官本位”，避免把官长“一概拉进”党内，忽视在基层发展党员的偏向。同时，在“旧的基础厉行洗除”的基础上，建立新基础，作出了发展党员的五个条件新规定：
    1、政治思想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
    2、忠实。
    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5、不吃鸦片，不赌博。
    此外，《决议》还注意到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把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战斗力的重要内容。决议尖锐批评了“一部分党员特殊化”的不良作风，要求“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 （29）
    古田会议还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决议》认为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要有组织观念和内外差别，特别强调要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允许个人发表意见，允许争论，但争论要限于党内，就如决议所指出的“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要有大局意识，不能计较个人的得失和恩怨，决不容许搞非组织活动，拉帮结派，进行宗派活动，打击报复。决议指出：应“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这种做法与第三次“左”倾路线着重组织处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截然不同，在党的建设史上是一个开拓性的杰出贡献。
    古田会议探索和总结的思想建党原则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历史意思，正如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指出的，古田会议“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这一重要思想，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30）
    （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古田会议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31）。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
    红军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这种性质的部队与旧式军队和外国的军队都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 （32）
红军的宗旨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一致的，红军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求解放。红军决非如同旧式军队那样是为个人或者小集团谋私的武装团体，红军官兵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由红军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红军要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等三大任务，《决议》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设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33） 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只管打仗不问其它的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游击、不要根据地建设、走州过府的流寇思想，反对只顾自身壮大不管地方武装发展的本位观念。
    古田会议重申和发展了“三湾改编”所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将之固定为指导思想。古田会议标志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魂的正式确立。把支部建在连上是保证人民军队牢牢控制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效办法，“三湾改编”开了这方面的历史先河，古田会议进一步将此发扬光大。在前委的统一领导之下，班排有党小组，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决议称：“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的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方法。”（34）
    古田会议建立了党委领导制。营级以上成立党的委员会，统一由前委领导。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决议》规定，“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强调党的各级会议（从支部到前委）均须将工作计划和报告拿到会上集体讨论决定，任何党员不能因为有什么职务而搞特殊化，无故不参加会议。
    《决议》批判了那种认为军事与政治是对立的错误观点，批判了“把红军的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以军事来领导政治的错误思想，正确指出红军的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等地执行军事和政治任务。从而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重大命题。
    与单纯军事观点相伴而来的就是肉刑制度。当时红四军的许多军官都是从旧军队中改造过来的，但改造并不彻底，还明显带着军阀主义残余，特别主张带兵就是要严厉，严厉的手段就是肉刑，认为带兵打仗就是要对士兵该骂就骂，该打就打，该枪毙就枪毙，所谓“不打不成兵”，就像城隍庙的大鼓，三天不打就会上灰尘。要不的话，“不打人看怎样才能管理？不枪毙逃兵看有什么办法止得住逃兵？”
    《决议》强调“应该加紧我们的责任，努力于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这个违反斗争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
    在军事建设上，《决议》规定要加强军事训练，严明军事纪律，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从而使红军划清了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使红四军面貌焕然一新，成长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新型人民军队永恒不变的军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军魂是在古田会议锻铸起来的，有了军魂的人民军队才能更好地挑起时代的重任，完成历史的使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上勇往直前、战无不胜、建功立业。
    （三）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显著特色和优良传统，也是党体现其先进性，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合保证。古田会议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了突出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原则，为党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树立了一块历史界碑。特别是古田会议提出的用开展党内教育和互相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克服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是一个重要创举，对党的建设是一个重要贡献。
    古田会议所解决的最核心问题就是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在批评并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过程中，古田会议确立了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典范。《会议》指出，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多种多样，而且危害性、腐蚀性极大，但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错误思想表现仍然属于党内矛盾，一般都是思想认识问题。因此，古田会议确立了一个原则：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就要以对待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只能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党内教育来解决，而不能搞过火的党内斗争。古田会议开创性地提出和实践了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以此来解决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问题，揭露矛盾，克服错误。为了防止过火斗争，决议规定：“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要反对“互相之间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因为这样的搞法只能“酿成党内无原则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必须使党员明白，“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并“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值得注意的是，《决议》还明确提出了要“使党员的思想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例如，古田会议批评“主观主义”、“唯心观点”，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条纠正的办法：“（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35）
    古田会议由于采取了启发教育、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来解决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所以，古田会议让大家都心情舒畅，全军上下，团结一致，“风发雷奋”，充满了战斗激情。在此之前相当一段时间内显得难以消除和克服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一扫而清，党和军队的建设随之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古田会议奠定了党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使思想政治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传家法宝，从而保证了党和军队的无产阶级先进性质，并从胜利走向胜利。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候重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共产党员所献身的革命事业就一帆风顺，欣欣向荣，反之，则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 （36）胡锦涛明确指出：“古田会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特别是古田会议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这个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37）
    （四）坚持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
    古田会议系统地制定了一套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内部与外部关系，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指出：“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 （38）强调我军必须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执行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军政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完全新型的军队，官兵一致，都是人民军队的主人。为了保证革命队伍的团结，扫除旧军队的不良习气，古田会议宣布实行红军官兵平等，废除“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39）
    红军一方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另一方面又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各级都建立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协助党组织开展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士兵会中的经济委员会实行经济民主，提出：“士兵委员会有审查军队财政之权”；士兵管理伙食，及时公布伙食收付帐目，并把结余的“伙食尾子”分给战士零用。
    在党的领导下，连、营、团各级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并协助党组织开展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勿庸置疑，红四军的民主制度的执行堪称典范，使广大红军官兵感受到了与旧式军队的完全不一样，从当时的对联中可以加以形象生动的对比：“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保护群众利益，是红军取信于民的根本所在。红军处处保护人民，维护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就会把红军看成自己的亲人，就会热烈起来拥军优属。
    严守政治纪律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保证。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8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以后，在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又将“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最后二句慢慢地修改表述为：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红军战士把这些注意事项写在包袱布上，行军时背在背上，宿营时挂在墙上，随时注意对照执行。古田会议重视革命纪律的教育，提出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立人民军队纪律严明的威武之师形象，《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 （40）实践证明，只有严格遵守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才能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从而树立人民军队新形象，更好地实现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人民战争的胜利，不单依靠武装斗争，也依靠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不战而胜。古田会议决议重申了红四军必须执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策，规定红军对俘虏不虐待、不侮辱、不搜腰包；对敌方伤员，给予医治；对不愿留在红军里而要求回家的俘虏兵，则发给路费。通过这些方法，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瓦解敌军战斗力。
    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认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41）对敌宣传是红军的一项重要工作，红军对于这项工作很重视，也很有成效，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应采取一切办法发动政治攻势，如路旁写标语、印发文告，散发宣传品或邮寄宣传品等。红军识字课本中的《跑》一课就很生动地体现了识字与对敌宣传的有机统一：“跑跑跑，跑到红军好。”
叶剑英说过：“从古田会议到现在，我军的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它的基础，还是古田会议奠定的。” （42）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这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使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古田会议彪炳史册。“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在红四军中执行了，后来全国各部分红军也先后不等地照此做，这样就使红军成为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古田会议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大力的弘扬和贯彻，促进了我党我军的建设，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如，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亲笔致函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和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要求留守兵团“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需熟读）”。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在新的形势下，古田会议精神显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绽放出更加绚烂的时代光彩，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极大关注。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亲临古田圣地，对古田会议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邓小平同志说过：“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
    江泽民同志分别于1989年和2004年二次为古田会议亲笔题词：“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高度评价了古田会议的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1999年第一次瞻仰了古田会议会址，高度评价了古田会议的重要意义。后来，他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强调指出：古田会议“探索出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古田会议“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这一重要思想，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2006年1月，正在福建考察的胡锦涛同志第二次来到龙岩，他对改革开放以来龙岩老区发生的变化十分满意，还深情地叮嘱龙岩市领导，“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央将会继续支持老区的建设和发展。”2010年2月13日，农历大年三十，胡锦涛同志第三次踏上闽西红色土地，他说：“古田会议精神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继承弘扬革命前辈优良传统，继承弘扬古田会议精神，进一步把我们党建设好、把我们国家建设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