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10月19日，鲁迅离开我们已经70周年。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就是要深刻认识鲁迅是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时期所产生出来的思想巨人和伟大的爱国者，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是鼓舞中国人民创造新的历史的不竭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他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

　　毛泽东的评价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

　　早在1937年，即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发表题为《论鲁迅》的讲演，明确指出：“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毛泽东最后指出：“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又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应当说，毛泽东对鲁迅的科学评价，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精辟诠释，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感受和理解，而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海内外热爱鲁迅、崇敬鲁迅的数亿同胞的肺腑之言。

　　事实上，远在毛泽东作《论鲁迅》的讲演之前，老一代共产党人、革命家就以自己读鲁迅著作或与鲁迅并肩作战的亲身体会，对鲁迅作出了同毛泽东相同或相近的精辟论述。他们中有周恩来、张闻天、瞿秋白、陈云、冯雪峰、潘汉年、陈毅、叶剑英、陈赓等等。

　　鲁迅落葬时，在数千人诵唱的挽歌与哀乐声中，一面大旗庄重地覆盖在了他的灵柩上面，旗上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

　　1936年11月15日，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在巴黎举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上海“一二八”抵御日寇侵略的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陈铭枢将军在讲话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先进左翼作家，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便站在新时代的前面，领导着中国青年及民众。

　　1939年10月19日，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举行的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上，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充满激情地说：现在我们在战斗中纪念鲁迅先生，当然是很真诚的，他是我们永远怀念的敬爱的战斗者。我是一个军人，十年内战时期，离开了武装战斗岗位，流亡在海外，读到了鲁迅先生的战斗文章。他在国内反动政府统治之下，用笔坚持着斗争，文章的战斗性又是那么鲜明、强烈，篇篇击中敌人要害。我读时心里感到非常非常的惭愧。现在我又回来了，回到战斗的队伍，今天特地来跟同志们一起纪念鲁迅先生。我们要向鲁迅先生学习，不仅要坚持战斗，而且要善于战斗，像他的文章一样，要打漂亮仗，有力地打击敌人。正是在叶挺将军的号召下，鲁迅精神很快地融入新四军的日常训练和战斗中。纵然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发动灭绝人性的“皖南事变”，也无法使新四军这支铁军丧失斗志。

　　 老一辈革命家率先传承鲁迅精神

　　为将鲁迅精神更广泛地传承下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极大努力。在鲁迅逝世后的40年间，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重庆谈判的紧张时期，还是在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征程中，毛泽东都带头孜孜不倦地研读鲁迅著作，利用一切机会弘扬鲁迅精神。直到逝世，在其床边，茶几上，书柜中，到处都有他翻阅过的鲁迅著作。

　　毛泽东对鲁迅的尊敬与热爱，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推崇和弘扬，还体现在他对鲁迅的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上。1938年春，毛泽东从前来汇报工作的丁玲处获知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便亲自到招待所探望萧军，还邀请他和丁玲、何思敬、聂绀弩等一起共进午餐。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抵达延安后，曾一度萌生离开延安的念头。毛泽东知道后，一次又一次挽留他，和他促膝长谈，听取他的意见，帮助他解开心头疙瘩。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先后十次写信给他，多次接他到杨家岭谈话。1941年8月，毛泽东从杨家岭住所步行来到“文抗”驻地萧军的窑洞探望。1945年11月，萧军赴东北前夕，毛泽东又两次亲切接待了他，语重心长地与他进行交谈，殷殷期盼他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还邀请萧军去朱德总司令家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与朱德一道，一直送到大路旁才与他挥手告别。毛泽东对萧军的关怀，尤其是对鲁迅的评价，整整影响了萧军的一生。

　　毛泽东如此，党和人民军队的其他领导人同样如此。自1938年12月黄源抵达新四军起，新四军的两任四位领导，都给他以特别的保护和重用。项英、叶挺、陈毅都曾指定黄源跟随自己视察前线部队。视察途中，三位领导与他谈话的内容都涉及到对鲁迅的认识。在与陈毅同眠一床的数个夜晚，陈毅多次与他谈及当年在苏区听瞿秋白谈鲁迅、鲁迅作品的情景。“皖南事变”发生时，项英专门发出指示，为黄源配备专职警卫员，同时还发给他一支驳壳枪。叶挺将军被囚后，依旧惦念着这位鲁迅的学生。由于讹传，叶挺在《囚语》中沉痛地写道：“（黄君）工作努力，成绩也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黄源胜利突围抵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时，代军长陈毅亲自出来迎接。刘少奇委派黄源担任由他兼任院长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教导主任。提及当年在新四军的那些日子，黄源曾心驰神往地说：“在新四军，就像在鲁迅家中一样精神舒畅。”

　　进入新时期以后，我们党一如既往，非常重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在鲁迅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发表《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他的作品的思想深度、历史容量和战斗性，是中国文化史上所少有的；他的作品、思想和人格，在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奋斗、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近代中国任何别的作家都无法比拟的。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鲁迅虽然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是党的最忠诚的同志和战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难繁重的国内建设和改革任务，不仅文化战线的同志要义不容辞地学习鲁迅、宣传鲁迅，而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条战线的干部，都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尤其要学习和发扬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韧的战斗精神和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

　　鲁迅精神不容诋毁

　　在党和人民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极少数学者、作家打着重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旗号，恣意贬低鲁迅。他们不承认鲁迅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借口鲁迅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否认鲁迅是中国乃至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否认鲁迅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作出的巨大贡献。从本质上讲，这是毁弃民族精神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种表现。

　　二是给鲁迅精神下狭隘的定义。有些人一谈及鲁迅与鲁迅精神，就说鲁迅心胸狭窄，容不得不同意见，好斗。诚然，鲁迅生活在一个黑暗的年代，他必然要同那些反动黑暗势力进行毫不妥协的战斗。但是鲁迅的心胸并不是狭窄的，他有着海纳百川一般的广阔胸怀。1932年，针对“文学自由人”胡秋原发表的《阿狗文艺论》一文，“左联”的一些人不恰当地发动了对胡秋原的批判。在长达10个月的论战中，鲁迅始终保持了沉默。而当“左联”个别人写诗谩骂胡秋原时，鲁迅挺身而出，写下了著名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保护了胡秋原。论战接近尾声时，鲁迅又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一道，批评了“左联”一些人的错误做法，还托冯雪峰给胡秋原送去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照片，调和了胡秋原与“左联”之间的紧张气氛。鲁迅为什么要宽容胡秋原呢？就是因为他看重胡秋原的民族气节，明白胡秋原撰写《阿狗文艺论》的本意，主要在于抨击国民党右翼文人鼓吹的“民族主义文学”论。正是基于这一点，1988年，胡秋原不顾李登辉当局的百般阻挠，毅然来到北京，与李先念、邓颖超等共产党老友一起畅谈两岸统一大业，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这是鲁迅精神在当代中国开出的花朵。

　　三是否定鲁迅的无产阶级立场。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鲁迅视为一切社会形态的对立面，似乎鲁迅与生俱来就注定要做“造反派”，包括对他晚年崇尚的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事实真的如此吗？1939年10月，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曾这样生动地向我们讲述道：鲁迅先生坐在XX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看电影，新闻片的内容是苏联在莫斯科红场庆祝五一节的盛大场面。鲁迅非常兴奋，向我们周围的人说：“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从这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个真实的鲁迅，感受到他那“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热烈期盼。为了强化鲁迅的“造反派”形象，他们还提出“假如鲁迅活着”这一命题，认为假如鲁迅活到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新中国，那么他的命运一定是因批评中国共产党而“坐牢”。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历史并没有这个“假如”，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假如”。这是因为，早在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鲁迅就离开了人世。而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未竟事业，正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今天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这就是历史，一个不容“戏说”的历史！如果一定要“假设”，那么可以肯定，鲁迅一定会为社会主义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感到无限欣慰，一定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