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党风败坏，严重脱离群众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列宁时期，非常注重党的作风建设，严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参加劳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脱离群众。联共(布)党史中专门讲了安泰与大地母亲的故事，深刻阐述密切联系群众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坚决反对特殊，以身作则。他经常在办公室接待来访群众。据记载，仅在1922年10月2日至12月16日，就亲自接待125人次。斯大林在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方面也是令人称赞的楷模。二战期间，他的儿子雅科夫被德军俘虏，希特勒提出，以释放雅科夫交换被俘的德军将领保卢斯，斯大林的回答是“我不会用一名将军去交换一名士兵”，结果雅科夫死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和平建设时期，他一直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一件短皮大衣竟然从十月革命一直穿到去世。他去世后清点其物品时，发现他仅有900卢布存款。斯大林的后期也存在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大搞“个人崇拜”，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党内滋生了特殊化倾向。赫鲁晓夫时期，党风进一步败坏，并且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赫鲁晓夫不讲原则，瞎指挥，讲大话、空话、套话，胡干蛮干，不仅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而且搞工业党、农业党，盲目开垦“处女地”扩种玉米，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害，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勃列日涅夫继承赫鲁晓夫衣钵，党风进一步败坏，他本人热衷于追求表面荣誉和奖赏，在其执政期间竟然得到200多枚各种勋章，在他死后的送葬行列中，为他抬各种勋章、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他还要与列宁并列，1977年的十月革命节游行中出现了与列宁像同样大小的勃列日涅夫画像。他有一次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而阿利耶夫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腐败更加严重。干部职务越高，特权越多。莫斯科的特供商店就达100多处，在这里各种进口的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供高级干部享用，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有些高干的子女也仰仗亲属的权威，为非作歹，贪污受贿，走私贩私。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改革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催化剂，大批干部腐败变质。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大富豪、俄国政府中的高官，不少是原来苏共的干部。

    五、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路线

    自斯大林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甚至使一些干部受到不白之冤。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路线，任人唯亲，亲朋故旧、同学老乡、部属亲信倍受重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几乎成为普遍现象。敢于讲真话，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受到打击迫害。因此党内低级庸俗之风盛行，对领导人只说恭维话、客气话、官话、套话。党在选拔干部问题上的政治标准、德才原则，被任人唯亲所取代，培植亲信、拉帮结派成为合法。

    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各种借口推行其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他上任不久就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新增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8人，撤职2人。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和6位副主席，撤换了40多名党中央和政府部长，近100名州委书记。有的材料说，短短几年内，150个边疆区、州、直辖市委的书记被更换了百分之92.5。错误的干部路线造成党政军干部队伍思想空前混乱，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造成了干部对党的离心倾向。

    俄共的许多同志认为，苏共没有解决好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党的核心领导层出了问题，这是苏共失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都成长于苏共二十大之后，根本没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更没有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俄共有些同志说，他们的背叛行为终究有一天会受到正义的审判。还有的认为，苏联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孤军奋战，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仍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压制，西方敌对势力采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搞垮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用收买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及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手段，使之成为“第五纵队”，在剧变中充当“别动队”、“民主派”，以实现其阴谋诡计。

    总之，苏共失败的教训，需要很好总结，以便成为我们的鉴戒，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张全景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