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学风体现在撰写老一辈革命家年谱、传记上的要求，一是使用材料要可信，半点马虎都要不得；二是分析评论要准确，一点都不能随意。我们撰写《邓小平传》，写到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等到北京顺义农村调查公共食堂要不要办下去的问题。我们原来都听说过，邓小平同志在顺义说过一句话“办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办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但真到要落笔写的时候，却不知这句话出自哪个地方。在我们保存的邓小平文稿档案里面都找不到这句话。因此，我们把这句话写上去又划掉，划掉了觉得又非常可惜，不甘心。多好的一句话，非常符合邓小平同志的性格，体现了辩证法。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顺义县委组织编写的《顺义县农业合作化史料》中找到了邓小平同志讲这句话的记载，这才把这句话写到传记里了。这种事例还有很多。有位老同志讲，文献编辑研究工作真是“没有底”，但是我们又要做到“有底”。什么叫“有底”呢？就是我们使用的每一条材料，对人物、事件评价的每一个断语，一定要做到心里有底、言之有据。

    记者：时代在发展，对文献编辑研究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您有什么体会？

    杨胜群：还要与时俱进，培养创新思维，提升创新能力。1984年，原文献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意见。他说：最近几年，我修改了一些文选的注释，感到起草这些注释的同志都有一种通病，就是议论多、断语多，好像法官做判决一样。我认为，写注释主要是对一些人和事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作些必要的介绍，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切忌发议论、下断语。从那以后，我们对注释工作做了很大的改进，在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对涉及的一些人物包括张国焘等重要人物作注，主要介绍他们的基本情况、生平经历，基本不作评价，更不下断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编写领袖人物传记作品也有明显创新，我们把人物的政治传记写得更丰富、更丰满、更耐读了，不仅写出人物的生平思想，而且努力写出人物的精神世界，写出人物情感活动，展示他们作为常人的一面，让人物更加鲜活生动、有血有肉。

    记者：您从事文献编辑研究工作，面向历史，而学术视野总朝向未来。

    杨胜群：我们党在百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些历史经验和思想遗产都蕴含在大量历史文献中，继续深入发掘、整理和研究历史文献，仍然是我们的重要任务。我们党还在不断前进，党的事业还在不断发展，新的文献还在不断产生。党的文献编辑研究永远是一块沃土，需要和值得一代代人去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