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内涵远超越简单的"礼仪规范"，而是一种以伦理秩序为基础、以文化认同为纽带、以柔性治理为手段的文明治理模式。它既是一种社会治理方法，更是一种深层的文明智慧，强调通过道德教化、文化熏陶和制度设计，实现"以礼为纲"的社会秩序建构。

    礼治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以礼治国的思想学说。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著有《礼论》，论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他认为礼使社会上的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封建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礼治是古代中华文明的政治基因代码。 周公用青铜器铭文铸造的礼制体系，构建起天人同构的政治想象。他将宗法血缘关系投射到国家治理中，创造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四级差序格局，使政治权力如同树木年轮般层层扩展。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在礼制外壳下注入"仁"的灵魂。他通过"克己复礼为仁"的命题，完成了伦理规范向政治智慧的转化。《论语》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论述，确立了角色伦理与政治秩序的同构关系。汉代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注入礼治体系，构建起"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使礼治获得宇宙论层面的解释力。这种非人格化的治理智慧，既塑造了东方文明特有的秩序观，也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超越时空的思想资源。

    礼治是古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与法治相辅相成，对古代封建社会的安定和谐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它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使百姓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达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效果，从而减少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减轻了政治统治的压力，维护了封建统治的稳定。北宋吕大钧制定《吕氏乡约》，通过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条规范，实现乡村自治。南宋朱熹修订《家礼》《仪礼》，将贵族礼仪简化推广至平民，强化宗族伦理。最终宋代基层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经济文化繁荣。明太祖朱元璋命宋濂编纂《大明集礼》，恢复周礼框架，规定祭祀、冠婚、丧葬等礼仪，强化皇权正统性。通过基层里甲组织推行“乡饮酒礼”，惩戒“顽民”，表彰“义民”。 明太祖一系列举措，使得洪武年间社会秩序恢复，人口增长，史称“洪武之治”。

    如今我党治国，更应重视以礼治国。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提及社会治理中道德教化的作用。2014年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中，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他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其中“尚和合”“求大同”等理念与传统“礼治”中的和谐秩序观有内在联系。 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讲话，习近平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这一理念与儒家“礼法合治”思想相通，但赋予其现代法治内涵，主张通过道德教化（类似“礼治”）与法律约束共同维护社会秩序。我党要立足现代国情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将中华文明中的道德资源、和谐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礼治是文明基因里的治国密码。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法治为根本，将“礼”的和谐理念融入法治建设，推动“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传承“礼序乾坤、乐和天地”的文化基因，通过家风建设、乡风文明、移风易俗等实践，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从乡村治理到国际交往，“礼治”精神体现为倡导文明对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彰显中华文明的包容智慧，又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创新的深度融合，为世界贡献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