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大"扫荡"的时候，现在的水峪里、水峪外是一个行政村，叫西水峪，与化名"天津"的东水峪隔一道梁，从狐仙岭过去就是东水峪的王滩。那时，全村有180多户、700口人，全村分布在一条长达20多里地的山沟里，十家一伙，八家一片，零零散散地住了有十几处，我们这里，山深林子密，满山都是多半人深的荆棵，有路也都是七拐八拐的，地势险要，又有许多天然的石塘、山洞。这一切都为八路军开展游击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8年秋，冀东抗日大暴动波及到我们这儿，第2年建立了村支部。时隔不久，党又秘密组织了青年报国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抗日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我家住在节盘峪，化名"宝川"，与石门山相连，从1941年起，沟里驻过手榴弹厂、卫生所，韭菜峪驻过被服厂。后来冀东军区的报社、电台、印刷厂、供给部、修械所等部门也设在了水峪里。11团到口外打完仗就转移到我们这里休整、训练。为了这些，敌人曾把我们这里划为"无人区"，多次来"扫荡"。我们根据党的指示，反对敌人"集家并村"，烧了房子就搭棚子住，誓死不进"人圈"。

    1943年农历九月初八，我正在汉儿庄锛木头（用锛子修正盖房的木料），听说敌人又要大"扫荡"了，就往家跑。这时敌人正在澈河桥集合准备向西水峪出发，我怕碰上敌人就藏在了澈河桥北的关家庄。傍黑时我出来一看，只见前头的敌人都到水峪的沟门口了，队尾还没出澈河桥街呢。有日军、满洲队、治安军和他们抓来的驮夫，人多得很。等敌人过净了，我才绕道回家。当夜，敌人驻在水峪外的庙岭。见敌人来了，老百姓都跑到石门山上藏了起来。敌人在附近的山梁上设下了岗哨，群众藏在山里不敢走动，连面都不敢露。

    敌人这次"扫荡"时间最长，临走把房子全烧了。我们水峪外除了房子、牲口等物被烧杀光了外，人没受多大损失，我记得只死了1个人﹣-张顺平的哥哥。水峪里要比我们这儿惨得多，人死的也多。

    敌人以往的"扫荡"都是一天来一天走，这次他们在山上山下搭了不少的帐篷，连石门山的山顶都住上了，还挖了战壕、掩体。他们把老百姓的饭锅摘去做饭，临走时又都给捣碎了。敌人的部署是：沟口、沟尾是日本子，中间是伪军。敌人搜山搜不到什么，就吹集合号假装撤走，有的汉奸还向山里群众喊着"你们快出来吧，敌人走了"之类的假话，欺骗群众。群众一看敌人是骗人，就继续在山上躲着。到敌人"扫荡"的四五天头上，大部分群众都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附近无亲无友或不愿走的就还在山上藏着，夜晚到地里摸些生玉米、生倭瓜啥的充饥。

    群众坚决得很，宁死也不向敌人屈服。他们在山上看到敌人烧了自己家的房子，没掉眼泪，而是笑。大家知道哭是没用的，只有和敌人拼到底，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才是惟一的出路。正当敌人在我们这儿发疯的时候，我们村40多名民兵带着30来支枪和村里制造的土地雷、手榴弹，转移到安家峪一带活动。夜里出没于三屯营、澈河桥敌人据点附近，进行骚扰，给大"扫荡"的敌人施加压力。

    本文摘自《不能忘却的历史～侵华日军在迁西的暴行民间调查》长河川惨案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