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家“堡垒”

    20世纪30年代初，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冀东大地和东北一样，资源被掠夺，文化被阉割，经济被侵略，民不聊生。“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越来越多的华夏儿女在觉醒，中华民族的抗日分子和共产党的组织既要发展壮大又不暴露，只能找绝对可靠的人，通过实实在在的亲戚、托底的朋友，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严格审查，个别发展，单线领导，彼此不发生横的关系；上瞒父母下瞒妻子（丈夫）儿女，不经上级抗日领导部门和共产党组织允许，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自己抗日分子和共产党员的身份。

康海（右）吴秀臣（左）夫妻（其子女将两张照片合成）

    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之际，掩护抗日人员和共产党员的家庭，通常称为“堡垒户”。有的一大家子，包括父母、子女、所有亲朋好友都是“堡垒户”，甚或地下交通员、联络员，更有的村庄几乎家家都是“堡垒户”，后来成为“堡垒村”。冀东这样的“堡垒户”和地下交通员、联络员还真是不少，这些默默无闻的老百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同样也是可歌可泣的！！

    为抗日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堡垒户”和交通员、联络员，在冀东，仅滦县就有不少户，比如滦县北宁路北的高各庄老康家就是很典型的“堡垒户”及交通员、联络员。康家老爹康澍雨夫妇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康杰、康仲、康海、康僖和小女儿康贵真（赵光，以下同）、大侄子康毓秀（化名于秀）送到抗日第一线。出嫁到滦县北宁路南西甄庄的大姐康桂英（原名康贵英）、大姐夫高步成都是1934年由康海和康贵真发展的党员，从此大姐家成为我党最坚强的“堡垒户”和交通员、联络员，一直到唐山解放。滦县北双山的二姐康桂芝（原名康贵芝）也是其妹康贵真在抗战中发展的党员。滦县北宁路北松树营的三姐康桂兰（原名康贵兰）、其叔伯大伯子高明都是三哥康海发展的党员。三姐康桂兰家境比较富裕，也是滦县抗战时期的“堡垒户”和秘密联络点，高家开买卖，人来人往不引人注意。

    密送情报

    1935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老旱风刮得飞沙走石昏天暗地，对面不见人。在大姐康桂英的家中，当时的中共滦县县委委员丁振军派康贵真给路北铁局寨的高纯一送一份情报，丁振军手写的便条平时缝在衣襟里，这次丁振军亲自把康贵真的辫子拆开，把便条编在辫根里，扎上红绒绳，随手递给康贵真一个桑条编的篮子，嘱咐道：“这封信很重要很紧急，一路上多加小心！这种天气别绕道了，抄近路走吧！过坨子头、安各庄俩据点要格外小心！”然后拍拍康贵真的双肩说，“老妹子，走吧！一路平安！”康贵真人小体轻，大风顶得她一劲儿打趔趄，大砂粒横抽在脸上，睁不开眼，时不时倒着走一阵。……见到高纯一，康贵真交了差，一身轻松，赶紧往回跑。天越来越黑，风越刮越小，她来回赶了40多里路，没吃没喝，回到大姐康贵英家早已是掌灯时分，跟个土猴似的，大姐紧忙招呼康贵真洗脸吃饭。同时得到了丁振军的表扬：“好样的！不简单。”

    那年头儿，滦县一带流氓地痞、抢男霸女的几乎没有，老百姓都厚道。康贵真起早贪黑走夜道不知啥叫害怕，不管啥钟点，她接了任务就走。就是冬天吃两顿饭，老饿，还总赶不上饭点儿。康贵真在西甄庄一带活动时，晚上跑到大姐康桂英家吃住，一进门，大姐赶紧找一张纸包上一个鸡蛋，埋在火盆的死灰里，一会儿扒拉出来，纸糊了，蛋熟了，解饿又解馋。

    秘密活动那几年，逢年过节割点儿肉、有点儿好吃的，大姐康桂英的婆婆（三哥康海和康贵真亲切地称呼她“大表婶”）都要嘱咐大姐：“别让家里人都吃了，等他老姨和他三舅（指康贵真和康海）来了吃。”大表婶大高个儿，长得挺俊俏。大表婶是开明婆婆，她让大姐养了两只母鸡，所以康贵真到大姐家总能吃到鸡蛋。一般人家婆婆养鸡，不让儿媳妇养，理由是“养多了喂不起”。其实，鸡会到处刨食，饿了，连小石子也吃，鸡胗子啥都能消化，还能治小孩儿消化不良。大姐康桂英的公公早亡，大表婶和几个闺女住一屋。家乡的习俗：闺女大了可以住姥姥家、姑姑家，不能住姐姐家。康贵真在大姐家留宿时，就和大表婶住一屋，大表婶待她跟亲闺女似的，从不嫌弃。

    大姐康桂英的对面屋住着小叔子高步于一家，前排西屋住着婆婆，东屋住的是高姓另一家，大姐家后层房住着阎绍先一家，大家相处甚融洽。大姐康桂英窗前有个东厢房，她把来家中的地下工作人员藏在里面吃住。大姐一年到头舍不得吃一个鸡蛋，数年舍不得添置一件新衣，全身心扑在同志们身上。

    为避人耳目，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抗日人员多在夜间活动，大姐康桂英家的狗叫大头，大姐教给它：“大头听话，夜里门外有动静，你千万别‘汪汪’，小声‘哼哼’两声就中。你一叫，界壁邻右的狗也跟着叫，深更半夜的会暴露目标。啊？”大头忒通人性。大姐住东屋，夜里大头趴在过道屋，听见它“哼哼”，大姐马上起来开门，准有地下工作人员来。为革命、为同志们的安危，大姐数年不曾脱衣睡觉，都养成习惯了。

    1938年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的准备期间，秘密工作人员的往来越来越频繁，中共冀热边特委特派员丁振军和康海经常派康贵真到滦县、坨子头、雷庄火车站接外来的地下工作者（双方互不相识，按照事先规定好的方式进行联系，要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随机应变，和敌人巧妙斡旋），康贵真使用的联络暗号是：手提一个席篾儿编的书包，两面分别编有“中日”、“同工”四个字。她在站台上装作没事人似的转悠着书包溜达，来回寻找带有记号的人，来人看见她的书包和动作即可认定康贵真就是接头人。双方认准后按事先约定，康贵真在前边转悠着书包领路，来人与康贵真保持一段距离，康贵真把来人带到约定地点后马上分手。

    康贵真还经常跑腿送信、传递消息，小事送口信，大事领导写条子由康贵真专程送达。北宁铁道南北往来途中要多次经过敌伪据点和封锁线，还得应付巡逻队的盘查。康贵真糊了几个纸盒子（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的），有手提的还有胳膊挎的，康贵真用包袱皮包上点儿针头线脑、做了半截子的鞋袜或单衣，再装到纸盒里，提着或挎着，装扮成走亲戚的样子。尽量绕道走西坨子头山口，尽量避开压道巡逻的敌人，遇敌人盘查时康贵真都能从容应对。因为她个头小，跟个小毛丫头似的，不引人注意。

康桂英八十周岁（摄于1976年春节期间）

    康贵真的大姐康桂英更是传递情报的好手，大姐常扮成走亲戚的模样传递重要消息或护送秘密工作人员穿越北宁铁路封锁线。只要有任务，不论早晚、天气好坏、环境多紧张，大姐迈开一双小脚抬腿就走，没含糊过，每次都顺利完成任务。

    抗日驿站

    1937年12月中旬，中共冀热边特委军事部长王平陆参加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在滦县多余屯（今属滦南县）高志远家召开的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领导成员高志远、洪麟阁、杨十三和中共京东特委书记胡锡奎及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军事部长王平陆参加了会议，并当选为分会领导成员。会议讨论了继续加强抗日的宣传、组织等工作，通过了立即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决议，并决定由王平陆负责组织一支队伍，立即开展游击活动。会后，王平陆同志调集了一批党员、“自卫会”骨干和游击队员近20人（后发展到30余人），组建了“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冀东游击第一支队”。王平陆任司令员，史贞任政委，李润民任副政委，孔庆同任支队长，刘永丰任副支队长，周治国任支队特派员（对外为联络员）。游击支队的武器大多是装火药的“腰别子”、“鸟子”，大枪只有四、五支，还是“单子毛瑟”。队员大多使的是鬼头刀。

    多余屯会议后，党组织又从北宁路南调张鹤鸣、张振宇（原名张钧）、张文、李光宇、李柏、张景、李光远、康海、田荣、周殿青、杨鹤轩、郑乃武、阎绍先、赵宪章、丁振军、康僖等18人分别从康海家、李光宇家出发赴口外支援王平陆的“冀东游击第一支队”。出发前两天，“二愣子”意外受枪伤，被紧急转移到北宁路南，故未随行。

    出发前，部分队员在高各庄三哥康海家聚齐，据康贵真说：除了老张（张鹤鸣），其余的人她光认识，叫不上名字来，不能问、不打听，这是纪律。有个人说话的声音又大又吵人，这个“大嗓门”紧靠窗台，骑在枕头上，更显声高了。三嫂吴秀臣和康贵真姑嫂俩吓得会啥似的，生怕外人听见暴露了，又不好意思说这个“大嗓门”，三嫂悄悄说：“要去打仗了，兴奋呗！”别人都挺安静。三哥康海里外张罗，三嫂做的是高粱米干饭，用爹妈的大柴锅给这些人熬白菜，妈妈对康贵真说：“不是一、俩人的饭，老闺女，拿把粉条熬上吧。”粉条是家里最好的吃烩儿，只有过年过节时才吃。吃完饭，日头平西了。等到掌灯时，街上没人了，行动开始了：三哥康海牵上自家的小毛驴，驮上小部队急需的一点物资，扮作小商贩随队出发。三哥康海负责沟通情报、传递消息，口外找张鹤鸣，口内找丁振军。三哥单人独驴，隔几天回来一趟……由于形势所迫，小部队分散活动，有的潜伏下来，等待东山再起。

    1938年春节（1938年1月31日）前的一个夜晚，三哥康海带回来几个重要人物：李润民、天津李、小江，他们又冷又饿又疲惫，都挺沉闷。三哥家的三嫂吴秀臣和康贵真姑嫂俩忙着烧水做饭。听这些人说：“打税卡时王平陆司令员牺牲了，是我们自己人误伤的，真是‘出师不利’，以后部队分散活动，潜伏下来，等待东山再起。”

    家里多了三个人，忙坏了三嫂吴秀臣，她白天把门倒锁上，让同志们在屋里猫着，自个出来进去的来回溜达到前后门望风，到钟点给他们做饭，端屎端尿，洗洗涮涮。夜深人静时他们仨到院子里活动活动。无论白天黑夜，老康家全家人轮流站岗放哨，保证同志们的绝对安全。三哥康海三嫂吴秀臣嘱咐大闺女如花：“你哄着弟弟在过道屋锅台上坐着玩儿，累了，到奶奶屋歇会儿，少出去，千万别上外头说啥！”三嫂还抓空去滦县城里，以探亲为名，找地下党员如后街的秦华方，通过关系从敌伪手中购买枪支子弹。

    那年头参加革命，没有工资只有奉献。为生计为搞点儿活动经费，三哥康海和三嫂吴秀臣种几亩薄地，喂几只鸡。三哥为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经常外出。他一贯农民打扮，身背一个出门、赶集上店用的钱褡子（宽布带的两头儿是布兜儿，一前一后，搭在一侧肩上），腰上拴着三大件：一尺多长带铜嘴的烟袋杆儿，装旱烟的口袋，还有一副火镰[包括打火用的厚铁片、火石（用石灰沉积岩中的燧石制成。那时洋取灯即火柴少而贵，穷人家用不起。火石是家家必备，吸烟者必带，谁也离不开的物件）、一团燃绒引火用的烂棉套（越陈旧的烂棉花、老棉花套子越易燃）]。其实三哥康海不抽烟，偶尔抽一锅儿也是因为工作需要摆摆样子。“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三哥搂草打兔子，捎带手做点儿买卖搞点儿经费。三哥有时手头儿忒紧，只好向亲朋好友找借，甚至变卖了自家的土地。先卖了庙山西头一块离家较远的土地（到1938年7月冀东抗日大起义时，三哥家只剩下当年邀老妹子康贵真一起描大粪的一小块儿地了），千方百计供同志们吃喝，偶尔割一小块儿肉给同志们改善伙食。三嫂吴秀臣心灵手巧，破米粥做得忒好，自家腌的咸菜种类也不少：酱黄瓜、生熟疙瘩、酱白薯、雪里蕻。自家产的花生，春天地里的水萝卜、小白菜，母鸡下的蛋，她都拿给同志们吃。有一回三嫂吴秀臣有急事外出，如花在爹指导下烙了一摞大饼，端给同志们吃。

    李润民等仨人跟家人一样，日子久了啥话都拉，以后才知道李润民是河南人（中上等个儿，眼睛大而有神，白镜子，文静秀气，跟北方大汉的气质不一样，看不出他实际年龄）是后方（延安）来的军事干部，曾任红四方面军团政委，1937年10月来冀东工作。

    1938年春末夏初时节，三位同志要离开三嫂吴秀臣家时，李润民点名要康家老四康僖当他的贴身警卫员。康僖当年24岁，浓眉大眼，又高又壮，能把李润民套下，从此李润民身边多了一个身佩大盒子枪，威武帅气的棒小伙儿。

    捐款抗日

    为冀东抗日大起义筹措枪支弹药，高各庄老康家也是竭尽全力，掏出家里的几乎所有积蓄。大姐康贵英更是没日没夜地纺线织布积攒了一些钱，又动员婆婆拿出部分过日子的钱捐出来；二姐康贵芝不当家，手中没钱，她把结婚时娘家陪嫁的衣服都卖了，换成钱捐出来；三姐康贵兰一贯信奉“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怀揣自有，老婆汉子有不像自个儿手攥着有。”三姐挑家过日子，手中有钱，捐得最多，一次捐出几十块大洋，其中有三姐夫高佩从小积攒的压岁钱，三姐结婚时长辈给的磕头钱、拜钱。三姐为了再多捐些钱，与家人商量卖掉了老黄牛；康家三姐妹为了抗日买枪打鬼子，除了把自己家的钱能捐尽捐出来，大姐康桂英、二姐康桂芝、三家康桂兰抓空儿专做男人穿的大布鞋，她们活计好，用料实，禁穿耐用，做好一、两双就托人拿到集市上卖。旧社会妇女生孩子死亡率高，有剩男没剩女，穷人光棍汉子多，有的一辈子都是童男子，没人给做鞋穿。只要听说“鞋是某某家里做的”，光棍汉子们都抢着买，又凑上一笔钱；康家老爹康澍雨夫妇及几个儿子康杰、康仲、康海、康僖分别捐出部分钱；特别是三哥康海和三嫂吴秀臣，早在1937年底为赴长城抗战的小部队筹措经费，为照顾李润民等同志，陆续卖掉了三亩山坡子地；当年史牧师奖励康贵真的两元现大洋连同“偷”爹的鸡蛋换回来的零钱都让康贵真捐出来了。康贵真偷爹的鸡蛋，一个没舍得吃，一是送到三嫂吴秀臣那儿招待过往的同志们，二是卖了交党费，三是捐献了。老康家一次就捐献了75块现大洋，康贵真还向耶稣教友、同学募捐了45块现大洋，总计120块现大洋，由三哥康海和康贵真郑重其事地交给中共滦县县委委员李光宇购买枪支弹药，李光宇代表党组织给康家打了收条（不久，李光宇对三哥康海和康贵真说：“你们捐的120块现大洋没用完，剩下20块做经费了。”收条保存在三姐康桂兰家。冀东抗日大起义失败后，敌伪越来越猖狂，为避免暴露目标，三姐康桂兰把收条烧了）。捐献的现大洋买了一把盒子枪叫“大二把”（德枪）由三哥康海交给华北抗联第5总队长李润民使用。三姐夫高佩的堂兄高明经三哥康海动员，捐出自家看家护院的枪支弹药，高明又动员几个相好对劲的把枪捐出来并一起参加了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

    起义前，滦县县委书记赵玉清以代写状子为名掩护其真实身份。那年头老百姓文盲多，有理没处说，想打官司没有钱，谁还请人写状子？赵玉清实际上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他们一家老小都住在滦县城里，经常断炊。三哥康海把赵玉清的窘况告诉了三嫂吴秀臣和康贵真，全家多次凑粮食和零用钱，托经常去滦县城里联系工作的李光宇带给赵玉清；李光宇为革命到处奔波，他上有老母和双目失明的哥哥，还有老婆孩子，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叮当响。三嫂吴秀臣和康老爹全家也接济过李光宇。实际上老康家也经常饿着半拉肚子，勒着裤腰带过日子，他们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积攒几个钱，为了抗日救国，经常接济比自家还贫困的同志和家人及乡里乡亲。

    精忠报国

    1938年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前的一个晚上，由三哥康海主持召开了一个家庭会，参加会议的有康家老爹康澍雨夫妇、大哥康杰、二哥康仲、三哥康海，大侄子于秀和康贵真（四哥康僖因随抗联第5总队长李润民活动未参加）。三哥康海代表兄妹、侄儿向爹妈辞行，三哥康海一字一顿地说：“爸爸妈妈，为了民族大义，我们数年奔波，如今就要参加队伍，奔赴抗日杀敌的战场，子弹不长眼啊！枪炮一响，还能不能活着回来为二老尽孝？实难预料。请二老原谅我们！自古忠孝难以两全……”

    爹妈忒疼爱自己的儿女，辛辛苦苦把他们拉扯长大，老爹康澍雨家教严，常教育子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要有志气；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爹康澍雨眼珠准得很，谁有没有出息，老人家一看就知道；谁是嘎咕人，一撅尾巴拉什么屎，瞒不过他。

    老爹康澍雨一惯看不上干伪事的，说：“他们搜刮民财，欺压百姓，兔子尾巴长不了。” 康贵真十五、六岁那年，庄上和她一般大的闺女差不多都订了娃娃亲，老爹康澍雨夫妇不急于给康贵真找婆家。有一次，滦县安各庄伪警防所一个当官的托媒人找老爹康澍雨，老人家委婉地拒绝了，说：“我那黄毛小丫头子，梳着个小辫子，个儿没个儿，模样没模样，哪配得上人家大警官呢？”事后老爹康澍雨对康贵真说：“趁一个大钱儿的不与趁仨大钱儿的做亲，比肩不齐不高攀，不能让我老闺女受气。” 康贵真一辈子忒感谢老爹！

    壮行会上，老爹康澍雨说的话，老闺女康贵真始终铭记于心：“孩儿当自强！你们都长大了，不是小孩子了，该干啥不该干啥，自个儿心里都有数，自个儿的事情自个儿做主吧——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别惦着我们老公母俩……”。

    老爹康澍雨耿直厚道，有眼光有志气，是最淳朴的冀东农民，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老爹的优秀品格影响了儿女们一生。

    中共滦县县委书记赵玉清鉴于大姐康贵英的贡献及年岁，尊称大姐康贵英“官大姐”。此时官大姐的称呼已传开了，同志们提起官大姐，准知道是高各庄老康家大姐康贵英、高步成之妻。来往的同志们只要说“去官大姐家。”准知道是甄庄堡垒户高步成家。此时，官大姐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康海、高步成、赵宪章、阎绍先、张子忠、张济、张鹤鸣、张振宇、赵玉清带着王春三的儿子小老四王柯（外号小回子。“文革”期间，王柯不止一次来家中看望大姐），后方来的李润民、天津李、陆老头、小江、胡锡奎、卞振东（是中共京东特委组织部长，后方派来参与、组织冀东抗日起义的红军干部之一，1937年冬来滦县，三哥康海把卞振东安排在大姐家，白天吃、晚上住，隐蔽活动了几个月，直到公开拉起队伍，卞振东的身份才公开）、还有一个乐亭口音忒重的人（忘其名字了）、这些人经常在官大姐家开会并在这一带频繁活动，为冀东抗日大起义做最后的准备。

    因为没有活动经费，当时地下工作人员走哪儿吃哪儿，往来人员在官大姐家也是白吃白喝白住，有啥吃啥，吃饱就中，没有挑吃挑喝的。王珂年龄小，又是回民，所以每次吃饭，官大姐都给王珂单独做个菜，小王总是吃得津津有味。官大姐康桂英家献出自家打的粮食和自家种的蔬菜给同志们吃，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粉条、豆腐都割舍得给同志们吃。官大姐的婆婆大表婶见来了同志们，赶紧打发二儿子高步于或亲自跑到村边、大门口望风，有个风吹草动的，赶紧跑回家跟康贵英学舌。官大姐全家人为了抗日，可谓殚精竭虑。

    无名英雄

    二哥康仲在冀东大起义时任抗联5总队军需处长，部队没啥装备，军需处主要是筹集粮食，解决部队吃饭问题。二哥打小聪明，好动脑子，粗通文字，喜看三国、水浒、三十六计等线书，人称小诸葛。部队西进失败，康仲潜回家乡一带活动。因本庄汉奸韩克武告密，1938年底在家中被捕，关入滦县老站据点，敌人过堂审他：“你为啥当便衣队（抗日联军）？”他说：“打日本！日本鬼子到中国来欺负我们，就得把它们打出去！”康仲忒刚强，被敌人打得忒狠。正巧有个大财主家死人了，吹喇叭、打镲，挺热闹，鬼子汉奸们都去凑热闹。康仲借机鼓动同狱的七个难友：“我们乘机越狱，不能等死！”大伙儿一摽劲儿，把铁窗上的铁棍别折了，响声忒大，他们赶紧趴在地上，静听，没动静，钻出铁窗，跑到院儿里一看：周边还有一圈铁丝网，他们拽起铁丝网，由下边爬出去四散奔逃了。

    二哥康仲越狱时衣服、后脊梁被铁丝网划破了，鲜血直流，康仲直接跑到松树营三姐康桂兰家躲起来。伤好后，由三姐筹集盘缠，经丁振军、康海派往东北农安，以开小门市脸儿为掩护搞情报工作，儿子于秀随行当小鬼。小门市脸儿也是秘密联络站、交通转运站。三哥康海受丁振军委派去东北联系工作，经常吃住在康仲处。当年抽烟的人自制的卷烟叫锥子把（用纸卷上烟草，一头儿粗一头儿细，码在盒里随身带。也有随抽随卷的），康仲经常把重要情报卷在锥子把里送出去。

1949年前后，赵光（康贵真）

    解放后，按上级指示撤销小门市脸儿，康仲回家“听信儿”，又成了普通农民。康仲是我们冀东老百姓的代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挺身而出，勇于献身。革命胜利了，不向国家、不向党组织伸手，不要官、不要权、不要钱。返回故乡，土里刨食，辛勤劳作，相妻教子，终其一生，何其平凡而伟大！

    据康贵真说，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失败后，1939年初，康贵真辗转回到家乡，因为日伪大肆搜捕参加起义的人员，情况紧急，起先不敢回家，就在大姐康贵英家住了两天又去了二姐康贵芝家。二姐让康贵真帮她织了几丈布。二姐家一个大院儿，除了叔伯公公和瘫痪在炕的叔母，没有别的人家，挺清静。二姐的叔公是个手艺人，常外出干活，叔母由二姐照顾。第二天晚饭过后，叔公回来学舌：“今儿我在庄里帮某某干活儿，门致合这狗汉奸来了，跟我打听高各庄来人没有？我说没人来。崔秀峰家孤儿寡母的，脑瓜皮儿软，谁都瞧不起他家，谁上这来？我打叉打过去了。”二姐的叔公急中生智，沉着应对，掩护了康贵真。康贵真生怕连累二姐家的人，拉开北门就走了。北门外是大荒地。二姐康贵芝披上衣服追出来，康桂真直冲二姐摆手，让她回去，二姐还是一溜小跑撵上来，说：“你一人走，我不放心。”当时天挺黑，野地里啥也看不见。附近村庄军营和小张庄子的狗一劲儿“汪汪”乱叫，这姐俩啥也不顾，照直往北穿过铁路回高各庄娘家了。姐俩挤进柴门，一前一后进屋了，妈妈担心的问：“咋这么晚才回来？” 康贵真累得只“嗯”一声便躺下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二姐康桂芝才回北双山村婆婆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