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泽东的一生与河北这片热土、与勤劳勇敢的河北人民、与河北的革命和建设、与河北丰富的文化，有着多方面的密切联系和深厚的历史情缘。据现有的资料，我们知道，毛泽东到过河北30多次，足迹踏遍石家庄、邢台、张家口、唐山、保定、邯郸、秦皇岛等河北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今天是开国领袖毛泽东逝世44周年纪念日，选发此文，缅怀伟人。

    一、新中国成立前曾两次到河北，一次短暂停留，一次长期驻扎

    第一次到河北，在保定短暂停留——为留法勤工俭学奔波于湖南河北，为中国革命积极储备人才

    毛泽东第一次到河北，是在1918年仲秋时节，当时的他年仅25岁，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为了筹办留法勤工俭学，他从湖南几经周折来到保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踏上河北的土地。

    毛泽东得知赴法留学的消息，是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恩师杨昌济写信告诉他的。毛泽东也认为湖南政局动乱，教育摧残殆尽，几乎无学可求。在此情况下，他与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积极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意向确定后，蔡和森先期到北京打前站，毛泽东则留在湖南进行号召和组织工作。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倾注了大量心血。到北京的勤工俭学学生分三个地方留在保定、北京、长辛店，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为将来出国做准备。保定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设在保定育德中学，以河北、湖南两省学生最多。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影响下，湖南要求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越来越多，热情十分高涨。到了后期，又有30余名未成年的高小毕业生也要求参加，经毛泽东和蔡和森与李石曾多次协商，决定在河北省蠡县布里村（现属高阳县）留法工艺学校为他们专门开设了一个初级班，由蔡和森具体负责。蔡和森一面教他们国文，一面自己学法语。1918年10月6日，湖南30余名赴蠡县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的这批初级班学生，由湖南到武汉然后乘火车到保定。当天，毛泽东和蔡和森为迎接这批学生也专程从北京赶到保定。

    10月6日晚，毛泽东等和湖南来的学生分别住在保定唐家胡同的第一客栈（今唐家胡同18号）和泰（春）安客栈。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又同在保定的两个班的湖南赴法勤工俭学青年学生一起到保定名园古莲花池游览并合影留念。10月7日当晚，李维汉、张昆弟等到第一客栈看望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湖南学生具体的情况，商谈去布里村的日期和办法。10月10日，毛泽东送别蔡和森和这批学生。随后，毛泽东同萧子升返回北京。毛泽东这次就没有去布里村，正如毛泽东后来向斯诺说的，这次保定之行仅仅是“环保定府城走了一圈”。

    毛泽东本人对于1918年到保定的这次经历记忆很深。1952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河北省政府副主席薛迅陪同下视察了保定古莲池。毛泽东回忆起五四运动前来古莲池的情景，感慨地说：“不是那个样子了！”并对毁掉原来的古建筑，改成新式文物库楼一事作了批评，嘱咐陪同领导一定要把这个名胜古迹保存好。

    因种种原因，毛泽东自己并没有赴法勤工俭学，但他为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多方沟通协调，作出了很大贡献。

    第二次来河北，长期驻扎——为中国革命最后胜利呕心沥血，为新中国诞生绘就蓝图

    时隔近30年，毛泽东第二次踏上了河北的土地，此时他已经是中共中央的主席。为了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东渡黄河，离开陕北，于1948年4月12日到达河北阜平。毛泽东在阜平共居住了45天，住过三个村子，分别是西下关村、城南庄和花山村。

    1948年5月26日，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来到西柏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中央书记再次会合，西柏坡成为了新中国建立之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从此，西柏坡成为了毛泽东在河北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成为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经典地标，成为中国革命的红色中心。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正是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期，从1948年秋到1949年初，毛泽东在这座小山村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办公室的灯光常常是通宵明亮，西柏坡电波连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在一间仅有16.3 平方米的小民房里彻夜不眠地工作，为前线起草的指示文电有190 份之多。所以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只靠天天发电报，就叫部队打胜仗。”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歼敌150万的战绩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

    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泽东深谋远虑，纵横捭阖，着手从理论上、思想上和实践上描绘新中国的蓝图，确定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大政方针。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后，指示华北局先召开两边区参议会驻会议员联系会议，决议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然后由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统一的华北人民政府。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华北人民政府不负众托，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组织解放区人民开展了盛况空前的支前工作，并且为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到新中国成立时，华北人民政府并入中央人民政府，许多部门改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许多人员参与中央人民政府工作。

1949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

    在西柏坡时期，还组织召开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就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党的建设、建国大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统一，毛泽东亲手描绘出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会上，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被称之为毛泽东开国思想的大成与新中国建设的蓝图。大家所熟悉的“两个务必”就是毛泽东在这个报告提出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还作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直到现在，这些规定内容依旧振聋发聩，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确立的建党建国方略一直指引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二、新中国成立后20余次到河北考察调研指导，关心河北工农业建设发展，情系燕赵人民冷暖安危

    毛泽东一生重视调查研究，一生离不开人民群众。为了能接触到人民群众，了解到人民群众的需要，毛泽东经常长时间的外出调研考察。由于距离河北近，又对河北有着特殊的感情，毛泽东经常将调研首选地选在河北。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来河北的次数达20余次。

    关心公私合营，发展河北工业

    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国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加快公私合营的步伐，毛泽东于1954年4月21日视察了秦皇岛港口和耀华玻璃厂，22日，又接着赶到唐山视察启新水泥厂视察，专门就企业公私合营问题和工厂负责人进行了详细恳谈。在领导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对河北的工业建设提出了很大希望。

    在毛泽东的关怀和过问下，1954年6月16日，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了启新的合营申请。经过公私双方的数次协商，终于达成了合营协议，由国家重工业部建材局副局长杨思久和启新水泥厂周叔弢分别代表公私双方于1954年9月3日正式举行了签字仪式，并隆重举行了庆祝活动。启新水泥厂实行公私合营后，在全国工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1959年，毛泽东在邯郸地委书记庞均陪同下调研

    毛泽东对河北工业建设的关注还体现在关心邯郸的工业建设上。建国后，经过10年的建设，邯郸已经成为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1959年9月24日，为了鼓舞这座新兴城市产业工人的士气，毛泽东视察了邯郸国棉二厂，接见了邯郸的纺织工人。就是这次视察后，毛泽东和当时的邯郸地委书记庞均谈到邯郸今后的发展。毛泽东寄予厚望，他说：邯郸是赵国都城，是五大古都之一，那时有邯郸、洛阳、淄博。那时没有上海、天津。邯郸是要复兴的，因为它出铁、煤、棉花、粮食。邯郸有五万万吨铁的蕴藏，很有希望搞个大钢铁城。在毛泽东的重视下，邯郸的资源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国家开始逐步投资建设邯郸基地，邯郸的钢铁工业建设进一步加快。

    关注河北农业合作化运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如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毛泽东经常思考的问题。1952年夏秋之后，中国农村出现了互助合作这一新事物，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这是他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可贵探索，河北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1953年大年初二，毛泽东便开始了建国后向基层干部调查研究的行动之旅。南下的第一站便是邢台。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毛泽东与邢台的渊源只有这一次。而且还是在火车上，没有在邢台地界下脚。当时任邢台县长的张玉美在火车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邢台县互助合作的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在此之后，邢台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得到长足发展。1955年8月15日，张玉美介绍过的典型——邢台县东川口农业合作社社长王志琪亲自到北京汇报东川口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形成了《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村是如何达到合作化的》一文，呈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还为文章写了按语。

    在毛泽东关心领导全国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有一件和河北有关的比较突出的事情不得不提，就是被毛泽东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的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据文史资料记载，从1955年9月为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首篇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写按语开始，到1970年8月在庐山跟王国藩最后一次见面握手为止，毛泽东对王国藩社写了七次批语，在6次重要场合和一封信中讲了王国藩社，跟王国藩本人有十次见面，八次握手和四次谈话，时间跨度整整15年。这在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袖与基层干部的交往中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河北唐山遵化王国藩合作社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也是河北的光荣。

    此外，毛泽东还对抗战时期就组织起来的河北饶阳五公村耿长锁农业合作社、建国后组织起来的安平南王庄三个贫农（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合作社、承德县朝梁子农业合作社都做出过重要批示。耿长锁被毛泽东誉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南王庄合作社被毛泽东誉为“五亿农民的方向”，毛泽东在按语里说南王庄三户贫农合作社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合作社,给贫农壮了胆”；朝梁子农业合作社被毛泽东赞为“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并写了长篇按语。这些都足以证明毛泽东对河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关怀和重视。

    关怀河北灾情，心系人民安危

    河北历来为受灾大省,又地处首都周围,因而毛泽东对河北的减灾工作格外关怀。据不完全统计,为河北的减灾工作,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曾作过12次批示,6次谈话,发过两个电报,写过一个题词。

    我们仅仅将1963年的洪灾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做一简要叙述。

    1963年从8月2日起到8月10日，河北连降特大暴雨。暴雨范围包括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天津共7个专区的101个县市。当时秋收作物绝大部分被淹，倒塌房屋不计其数，工业停产，矿井被淹，铁路公路多处被毁，水利设施被毁惨重。对这次洪水所带来的灾害，毛泽东极为关怀，除乘飞机亲自视察水情外，在8个月的时间里，他4次到河北了解灾情，询问救灾和治水工作的安排。有一次他还握着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副省长阎达开的手说：一定要替我把灾民救出来！

    1963年11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到天津，请河北省委领导到车上汇报救灾、治水工作。当汇报到十大水库在防洪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时，毛泽东一边看着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一边高兴地说：我要从南到北把你们的十大水库都看看。接着又问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林铁以及刘子厚、阎达开多大岁数，然后深情地说：我70岁了，不一定看得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谈话快结束时了，林铁说，河北省委要在天津办个抗洪斗争展览，请他为展览题词。毛泽东答应得很快。由于时间紧迫，又没有准备，所以没有来得及题。最后毛泽东说：我现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说出这样语重心长的话,饱含了他对河北人民的关怀和厚望。回京后不久，毛泽东就写下了著名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

    毛泽东对河北减灾的最后一次关怀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时,毛泽东正住在北京中南海他的游泳池边的更衣室里。6月1日发作的心脏病使他时常昏迷，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由于北京震感强烈，工作人员用软担架把他抬到中南海内新建的平房里。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死亡达24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8月初,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慰问受灾群众。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8月18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这也是毛泽东对河北减灾的最后一次关怀。

    休养期间片刻不离工作，在河北诞生两部（首）光辉著作

    说到休养、休假，大家想到的肯定是毛泽东在秦皇岛北戴河的休养生活。因为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都来北戴河暑期休养，毛泽东也不例外。但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离京休假并不是在秦皇岛，而是在河北的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