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后，5月间，王根英又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尔后，王根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还出席了国际工人太平洋劳动大会，并且被调回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斗争岁月见真情

　　1927年8月1日，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8月24日，陈赓在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途中的会昌战斗中负重伤，左腿中了三颗子弹，胫骨、腓骨全被打断。10月中间，陈赓历尽千难万险，经过汕头、香港来到上海疗伤。

　　自从在武汉二人分别以后，王根英一直期待着陈赓的信息。如今，忽见陈赓拖着重伤的腿，历尽艰险来到上海，便把他安顿在家里，尽心照料，并且马上帮助他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了解陈赓伤势严重，想方设法把他送进上海著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当时王根英正在党中央机关担任交通，时常到医院探视和照料陈赓。牛惠霖大夫和他弟弟牛惠生的医术高超，按照陈赓的愿望，把折断的腿骨重新给他接起来，保住了这条多处负伤的腿。

　　1928年4月，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成立了中央特科。在中央特科的下面，设有情报科（二科），陈赓曾在苏联学过保卫工作，因此被任命为情报科长。当时陈赓需要依托家庭作掩护，他在环龙路（今南昌路）租了一间房子。王根英不仅自己和陈赓住在一起，还把自己的妹妹王旋梅和弟弟王心昌带来，组织了一个大家庭，作为掩护，以避免敌人起疑心。第二年，王根英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知非。为了避开侦探和特务的追踪，他们经常搬家，改换姓名。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陈赓每次都须选择出路多、遇事便于躲避的住房。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当中，他们就搬过五次家。在此期间，王根英机警地掩护着陈赓，有力地保障了他的安全，使他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王根英自幼生长在上海滩，很早就参加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平时，她细心地观察房前屋后的动态，注视着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随时都在考虑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惊险紧张局面。无论是对待警察、巡捕的查问，或是遇到便衣特务的打探，她都能够机敏地对付过去。她对同住的弟弟、妹妹，也经常进行保守秘密的教育，弟弟王心昌还帮助陈赓送过信。

　　为了避免敌探特务的追踪，王根英从不让知非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门牌号码。知非三岁的时候，一天趁大人不注意，独自跑到街上去玩。他看到“红头阿三”（按：指的是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的枪，忽然想起前几天他爸爸藏在枕头下的枪，便天真地说：“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印度巡捕的警觉，他盯上了知非，紧跟他到陈赓家门口。这时，王根英正好出来寻找知非。巡捕问她：“你家有枪吗？”王根英想到可能是知非童言无忌，泄露了机密，便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因为王根英讲话的神情从容自然，印度巡捕信以为真，就离去了。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在顾顺章叛变以前，陈赓同顾顺章工作关系密切，不仅陈赓工作上的来往关系顾顺章都晓得，他的亲友顾顺章也都认识，这事发生后，周恩来便叫陈赓隐蔽起来，免遭敌人暗算，不久又派他去天津。在天津工作3个月后，陈赓被党组织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王根英带着孩子留在沪东区坚持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派帅孟奇到上海筹备工人反帝大同盟。她在沪东区找到王根英，转达了党中央团结各阶层人士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并且指定王根英负责沪东区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的工作。从此，王根英投入紧张的抗日斗争中。她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日夜不停地奔忙着。1932年，全国总工会成立了女工部，王根英被调去担任部长，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夏之栩任女工部秘书。她俩带着知非住在英租界的一个房子里。王根英几乎每天都往工厂里跑，她走后孩子就由夏之栩照看。

　　不久，陈赓从鄂豫皖苏区到上海来了。原来，在1932年秋的新集（今新县）胡山寨战斗中，陈赓右腿膝盖处负重伤。10月，当红四方面军越平汉路西进的时候，陈赓离开部队到上海来医治腿伤。陈赓这次来到上海，又是经过王根英找到党组织的，也还是在牛惠霖医院里治疗的。陈赓腿伤治愈后，准备在1933年3月下旬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党组织原决定王根英和他一同前去，王根英心里非常高兴。不料在他们动身前夕，陈赓突然因叛徒出卖被捕。王根英看到周围的亲人处境险恶，忽然又得知陈赓被捕的消息，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4月1日，敌人将陈赓押解到南京去。王根英在闸北酒店楼上听到这个消息，一时间头晕眼花，支撑不住，她和怀里的知非从酒楼上掉了下来，母子都受了伤。知非摔下来的时候，被下面的人抓住一只脚，因而保住了性命，但却把脑袋摔破了个口子，送到医院里缝了好几针。此后，王根英在母亲家里住了几天，又到上海郊区乡下亲戚家里隐蔽了一个时期才又回到上海，设法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蒙难之后喜相逢

　　1933年六七月间，王根英的病渐渐好了，便从郊区回到上海市区通北路家里，一面设法寻找党的组织关系，一面找工作。同年12月间，由于叛徒出卖，王根英在家里被捕，被押送到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关押在这里的，还有早先被捕的帅孟奇、夏之栩等人。1936年秋，国民党当局把模范监狱的女政治犯调出，都转移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

　　1937年8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这个时候，周恩来和朱德一起接见了留苏学生并且作了政治形势报告。当时在场的姚素珍（王根英怡和纱厂的工友）向周恩来报告说：王根英仍在狱中，还被关在南京晓庄“首都反省院”。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会把她接出来的！”

　　8月19日上午，周恩来和叶剑英、童小鹏等一起来到南京晓庄“反省院”。周恩来看了“反省院”全部政治犯名单，点着王根英、夏之栩和张琴秋三个人的名字（其他同志在被捕后改了姓名），对这个“反省院”的院长说：“今天我们要见见她们。”院长满口答应，马上派人把她们三个叫出来。王根英她们在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时候，都被这意外的会见惊呆了。叶剑英先开口说：“怎么，不认识我们了？”她们才都如梦初醒，非常高兴地迎上来，把关在这里的其他同志的真实姓名做了汇报。周恩来同她们略事寒暄、亲切问好后，转向这里的院长说：今天先把她们三人带走。院长立即表示同意。

　　站在一旁的特务却说：“张琴秋是俘虏，若要出去，须得经过顾祝同的命令。”这时，夏之栩向周恩来建议：熊天荆有病，可以让她顶替张琴秋先出去。院长又同意了，特务却提出：要走，还须有保人。周恩来幽默地对院长说：那么，我和剑英同志担保，可以吗？院长连连点头说：行，行！周先生要保还能不行！于是，马上填了保单。周恩来又说：我能不能和大家见见面？院长又是满口答应，立即就叫关在这里的政治犯都到礼堂集合。周恩来和叶剑英向这里的全体政治犯作了形势报告，讲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度合作，一致抗日；还说红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也将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并且在南京、重庆、西安、武汉等地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等等。周恩来还告诉大家：不久，你们即可奔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报告鼓舞了全体政治犯的抗日热情，受到热烈的欢迎。

　　报告会结束后，王根英、夏之栩、熊天荆三人到牢房收拾好了东西。周恩来等回去后就派车来，把她们接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她们一到八路军办事处，就忙着营救当时关在各处监狱里的政治犯。夏之栩、熊天荆和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几个男同志出面，一起办理了出狱同志的手续。以后，从南京的“反省院”、“军人监狱”、苏州监狱和上海的监狱里，陆续出来了200多个难友，其中有许多人陆续到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