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秋天,任弼时在安徽南陵县被捕。陈琮英立即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爬上一辆货车,在风雨交加中赶到长沙,按任弼时的假口供假扮一长沙老板娘,与前来核对的敌方人员巧妙周旋,打消了敌人的怀疑,以少有的智慧和镇定成功地营救了任弼时。当她重又赶回上海去与已释放的任弼时见面时,见任弼时遍体伤痕,禁不住扑上去大哭起来。这时,任弼时也得知,女儿在此次去长沙途中受冻而不幸夭折了。
之后,他们在武汉、上海两地来回转移,一直相依相伴没有分开。1931年,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去了江西苏区,陈琮英这时挺着大肚子,两人互相牵挂,难分难舍。女儿刚生下,陈琮英却因叛徒出卖被捕了,在狱中半年,她抱着孩子,向任弼时学习,坚强不屈,与敌人斗争,受到很多折磨。后经周恩来多方营救出狱,去了苏区,夫妇俩再一次劫后重逢。
长征开始了,陈琮英跟随丈夫踏上了万里艰险征途。一路上,陈琮英悉心照顾身体已很虚弱的任弼时,使他几次死里逃生,长征途中,他们又生了个女儿,取名远征。任弼时怜惜妻子,吃饭时总是把嫩一点的菜夹给妻子吃,还抽空去河沟钓鱼给陈琮英熬汤补身体。部队一上路,孩子总是由他背着,一边搀扶着妻子往前走。
转战南北相依为命不分离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要与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率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陈琮英留在延安,远征只好也送回老家湘阴去。一家3口,生离死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央派遣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们才再一次重逢,并共同赴苏度过了两年的异国他乡生活。
1940年3月,从苏联回来后,任弼时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被视为当时延安中央最忙的人。陈琮英的工作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也是生活秘书。当时任弼时常常是通宵工作,忙到天亮后才睡觉。陈琮英也是这样围着他忙,不是整理和抄写东西,就是忙着发电报,打印和装订文件……由于任弼时在被捕和长征中身体严重受损,加上工作特别忙,延安的生活条件又差,没有肉和蔬菜吃,身体每况愈下。陈琮英望着丈夫一脸的憔悴和那远远超过实际年龄的样子,十分心疼和着急,所以她细致入微地照料着任弼时的日常生活。延安时,所有的人都吃食堂,顿顿是小米饭,一个星期才吃一次馒头,中央首长也一样。有时食堂改善生活,任弼时故意说胃不舒服不吃或少吃几口,拨给陈琮英一些,其余的分给卫兵和保姆。周恩来过年到中央首长各家拜年时,同来的邓颖超会带一点糖果来。延安很少有人能吃到糖果,特别珍贵,任弼时和陈琮英互相推让着不吃,都分给了勤务员、卫兵和孩子的保姆。
后来,为了自力更生,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当时纺线线,人人有任务,任弼时百忙之中学纺线,陈琮英手把手地教给他,居然让他纺出了一等线,时常以量多质佳而获比赛的第一名。周恩来很惊讶:“你怎么会纺得这么好?”任弼时得意地看着陈琮英回答:“我有家庭老师嘛!”获得纺线第一名,还有奖金,这时,陈琮英就高兴地喊:“请客!请客!”拿奖金买菜买肉来,大家动手在家做饭,卫兵、勤务员、保姆和他们全家3口围在一起美餐一顿。
抗战胜利后,中央机关在胡宗南大围剿中,转战陕北各地。当时中央机关分两部工作,朱德、刘少奇带一部去华北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毛、周、任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任弼时任“直属司令部”司令员。这一时期,他更忙了,中央机关又没有固定的驻地,一发现敌情就得立即转移,甚至连夜长途奔波。粮食也不能保证,有时每天只能吃一把黑豆,他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肾病和轻度糖尿病。陈琮英带着只有几岁的孩子远远,不畏艰险地一直随军东奔西走,服侍在任弼时身旁,使他能够坚持工作,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全国大反攻。
到全国解放时,任弼时的病已经很重了,中央只好送他去苏联治疗。在苏治疗半年期间,任弼时与10年前在苏联所生并留在那里的女儿远芳重逢。在一起住了8天,让从来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这个孩子找到了父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幸福。为了给国家节约钱,当时任弼时没有让陈琮英去苏联陪治,但陈琮英在这半年里,一天也没有放下心,她写了很多信,叮嘱这叮嘱那,时刻关心着丈夫病情的每一点变化,让任弼时非常感动。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父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陈琮英率众子女去迎接,任家的第一次大团聚让任弼时特别高兴,他提出拍一张“全家福”。可惜这也成了任家的最后一张全家照。当年10月27日,作为七大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第一代重要领导人的任弼时,因脑病突发而不幸逝世。
患难一生、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爱人的突然离去,让陈琮英悲痛欲绝!之后几十年中,她每每与人谈及任弼时,总是充满着缱绻之情和深深的敬意,她说:“与弼时相爱一生一世足矣,他是我亲爱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传奇爱情故事,如诗一样地甘醇温馨,如高山大河一样地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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