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由下放煤矿调回广东省委工作之后多次去北京开会。1977年秋，我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间华国锋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等职务，因此接触较多。

　　1982年5月，我因病到北京医院住院。华国锋也在这里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1999年3月9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华国锋同志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是冒着重大风险的，这是他的优良政治品质的主要方面。他在政治、思想、理论上都有局限性，这也是他犯“两个凡是”错误的主要原因。但在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较能发扬民主、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这一点应该肯定。

　　当时，所有人的发言都照登简报，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任何人，是较好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华国锋对于自己的“两个凡是”和其他问题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大家的意见，态度是诚恳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先后解决了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为二月逆流事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恢复名誉、为彭德怀平反、为陶铸平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后来有一个时期，社会上有些书籍、报刊和个人讲话，根本不提华国锋的作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