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长征的部分女红军合影。左起：刘英、夏明、蔡畅、陈琮英。（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网供照）

    这几件是王泉媛在长征中用的铜脸盆（代用品，经本人鉴定）、在农村劳动时穿过的旧衣服……见证着这位有着传奇般经历的女红军战士曲折的经历：曾任江西省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湘赣省妇女主席团成员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在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任政治战士，1935年与王首道经特批在遵义结婚；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编入红四方面军，1936年10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的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西路军失利后被俘，饱受敌人的严刑凌辱，历尽艰险逃出牢笼，却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沿途乞讨回乡，下地种田，自食其力；解放后，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被国家确认应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

    自古被人们称为“弱女子”的亿万中国妇女，在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所表现出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团结互助、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撼动大地、震慑天宇、可歌可泣。正如马克思在描写参加巴黎公社起义的英勇妇女时所说的一样“现在又有真正的巴黎妇女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参加长征的女战士们，同巴黎公社的英勇妇女一样，是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的代名词。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际，李大钊曾经预言：20世纪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时代，也是妇女的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她们自己的时代，也是男子们发现妇女的意义的时代。这一科学预言，被长征中女战士的伟大实践所证实。可以说，长征女红军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

1939年邓颖超（左二）与廖似光（左三）等在重庆办事处。

（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网供照） 1936年毛泽东、贺子珍在保安。（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网供照）

    长征中女红军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女红军在政治和宣传工作中的作用和丰功伟绩不可磨灭。长征中的文化宣传工作的基本经验，就是坚持党对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坚持发扬文化宣传的战斗性，坚持发挥文化宣传工作的群众性。在红军中，女战士虽然人数少，但是宣传骨干。她们结合自身优势，根据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每个战斗和任务，运用歌唱、漫画、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使红军更理解当前形势和任务，更明确革命的前途，从而提高了红军的战斗热情与乐观精神。她们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扩红军、筹粮款，平时走村串户做宣传鼓动，逢场赶集，见哪里人多就将演讲台设在哪里，一个个以自身的苦难经历现身说法。部队每到一地就打土豪，她们分头搞调查，然后召集群众开大会，将没收土豪的浮财摆在会场上，一方面将没收的土豪财产分给群众，一方面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动员青年参军，动员群众帮助红军搞运输。“唱支山歌当点心”，这是长征路上最有名的山歌手李坚真编唱的一首山歌。艰苦的长征历程，没有将女战士们吓倒，她们总是一路笑声一路歌，以山歌当“点心”，以山歌为重要的宣传武器。女战士们不仅能唱，还能演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