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前的四渡赤水战役，是继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争取战略主动，在川、滇、黔边界成功实施的一次战略性运动战战役。它是世界军事史上著名的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变被动为主动的经典战例，是毛泽东运动战思想的神来之笔。充分认识四渡赤水战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四渡赤水战役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性，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军从此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转折点，是党和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正确性的第一个有力的实践证明，就是四渡赤水战役。

　　遵义会议为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南和理论基础。没有遵义会议，中央就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核心，就没有正确的军事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也就不可能有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遵义会议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需要高度的机动性。”四渡赤水战役自始至终贯穿和实践了这一军事思想，印证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四渡赤水战役是检验遵义会议决策正确与否的“试金石”。四渡赤水战役的辉煌胜利，为以后我军正确的军事行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新起点。

　　二、四渡赤水战役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高超指挥艺术，彻底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渡赤水战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战略战役指挥才能和卓越的谋略水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妥善处理了“打”和“走”的关系，机动灵活，在运动中歼敌。遵义会议以前，“左”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知道“打”和“走”的辩证关系，实行“只打不走”的方针，主张“放下行李再打仗”，红军因此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正确处理了“打”和“走”的辩证关系，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决策，在广阔的战场上采用大规模的运动战，采取大踏步进退的战术，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大幅度地迂回，赢得了我军许多局部优势和主动，从而使整个形势向着“利己不利敌”的方向转化。毛泽东说：“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四渡赤水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这就把“走”和“打”有机统一起来，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走”，就不可能牵着敌人的鼻子化被动为主动，也就不可能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

　　第二，重点突出一个“奇”字，做到了出奇制胜。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红军的行动始终突出一个“奇”字，这是我军取得胜利的奥秘所在。为了防御而进攻，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样的战略战术变幻莫测、不依定法，使蒋介石的部队根本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使蒋介石军队穷于应付、百无一能，而红军则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刘伯承回忆说：“有时看起来好像红军在向东挺进，事实上却在向西进军，敌人以为我们北渡长江，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是要绕过去给他们以另一次打击。”在三渡、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用兵突出一个“奇”字，既指挥了我军，又调动了敌军，以大张旗鼓的三渡赤水，造成敌人的错觉，又以秘密神速的四渡赤水甩掉了敌人，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在毛泽东的高超指挥下，红军彻底扭转了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