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本讲述长征故事的书确切来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在上海和莫斯科完成书稿

    陈云虽然是小学毕业，但他后来到了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和店员。在此期间，他利用商务印书馆图书资源，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接受新知识，读书常常读到深夜，并且成年累月从不间断。后来他参加革命工作又锻炼了其胆识，开阔了其视野。

    此外，陈云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还与其亲自参加长征并担负重要任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34年10月18日，陈云同红军五军团从江西曲利出发，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出发前，中央考虑到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需要，安排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担任红军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五军团走在所有部队的最后面，殿后掩护的任务非常艰巨。陈云后来回忆说：“长征时五军团打后卫，天天有战斗，没有好好睡过觉。”“我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

    因为职责所在，陈云亲历了长征中许多重大事件，是许多重要战斗、重大会议的亲历者。他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与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行了斗争。遵义会议之后，抢渡金沙江。为了完成渡江工作，成立了渡河司令部，陈云被任命为司令部政委，刘伯承为司令员。这样的亲身经历，为陈云之后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1935年5月，根据中央的决定，陈云奉命回上海恢复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同时，也要在上海设法联系共产国际。陈云回到上海后住了一个多月。因为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陈云一时不能开展工作。后来共产国际决定陈云从上海去莫斯科。在上海寻找地下党关系和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里，虽然身处紧张、危险的环境中，但陈云镇定地抓紧这段时间，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当时并没有写完，后来这本书是在莫斯科完成的。写完后，1936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于巴黎创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接着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

    借“军医”之口生动讲述

    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陈云考虑到为了便于公开发行，以“廉臣”为笔名，假称自己是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随南京军五十九师于江西东黄陂之役，被俘于赤军”。被俘以后本来以为生还无望，但红军当中缺少医生，“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五十九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军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几次被遣至石城之赤军预备医院，时而调回瑞金之卫生部”。这样陈云就巧妙地借这个军医的口来讲红军伟大的长征。

    陈云在书中从正面向世人展现了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当局污蔑丑化的红军领导人形象。“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可。”并且这些赤军领袖对待老百姓十分关心，一次毛泽东在路边看到了一个老妇人因为饥饿倒在路边，立即对这个老妇人开展救助。“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陈云在描述当中，有意对国共两党进行对比，通过这种方式来向世人展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严守纪律、信仰坚定、不畏艰险的形象。

    老山界是红军在长征中翻越的一座高山，陈云分析红军之所以能够翻越这样的高山，是因为“赤军上至首领下至兵伕具有刻苦耐劳与其他各种优点，而这些都为国军所不及者”。红军抢渡大渡河成功，陈云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种先锋模范的榜样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些是国民党的军队不具备的。

    在陈云的笔下，中共之所以能够成功，还与共产党要人与战士同甘共苦，共同克服困难而没有一丝官架子有着很大的关系。林伯渠和徐特立长征的时候都已经年近半百，但在长征途中却不摆架子，还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这些也是南京政府的政要不能比的。

    此外，陈云在书中详细记述了红军如何利用6只船渡过金沙江，红军如何穿越连国民党军队都十分恐惧的彝族部落统治地区等长征途中的伟大壮举，文笔生动细腻，使人如临其境。

    发表后产生巨大影响

    陈云用第三者的口吻写就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流传。1936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后，很快被传回国内。1937年4月，《随军西行见闻录》被作为附录，收入上海丁丑编译社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该书收录的还有斯诺、韩蔚尔、史沫特莱等写的文章。陈云这本书在国内还先后以《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从东南到西北》《长征两面写》等书名再版。抗战爆发后，陈云把这本书的版权“移赠巴黎《救国时报》，作为对于该报的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