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前景，也吸引了托平夫妇。“我个人对重庆高新技术和软件业的发展有浓厚兴趣。我女儿现在担任微软全球财务总裁，我回去要让她来重庆帮助建设两江新区。”托平向薄熙来表示。

　　在重庆访问期间，托平夫妇还发现了一件新事——农村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他们认为，这件事很有意义。在重庆，一方面是城市建设提速，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渝东南、渝东北偏远地区，守着土地却无法充分“发现价值”。托平发现，重庆首创的农村土地交易所，巧妙地实现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占补平衡，并增加了农民收入。挂牌一年多，农村土地交易所形成了各方受益的运作模式：政府鼓励农村将闲置的宅基地复垦，形成“地票”，拿到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这样既能确保农村耕地不减少，又能使城市有发展空间，还能让农民通过级差地租获得合理的收入，一举三得。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便进行了土地革命，为他们的人民谋到了最大的福利。重庆的这个改革，也是一种新的还利于民的做法啊。”托平说。

　　“从延安到重庆，我作为一个记者整整走了64年”

　　“你问我为什么对我来讲中国这样难舍难分？有三个原因：首先，我在中国遇见了奥瑞；二是中国是我当记者的起点；三是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我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深的感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夫人，专门从纽约飞到重庆来庆祝我90岁的生日。”

　　西南政法大学近300名学生挤满了图书馆报告厅，过道里也站满了人。托平一路小跑似的登上了主席台，站在演讲台的麦克风前，一口气讲了近一个小时。

　　“我是在高中时，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史诗般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我那时的梦想就是到中国当记者。”托平说，“从1946年我来中国当记者算起，我报道中国已经长达64个年头了。”

　　“美国的新闻理念是否适合中国照搬？”学生问这位美国新闻界的长者。

　　“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普世的新闻标准。任何一种新闻标准必须适应当地的国情。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中国必须发展一套适合自己的新闻标准。”

　　在座的学生分享着他的感悟：“我认为，作为记者最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为你的国家效劳。”他对台下的学生说，“除此之外，你必须具备新闻报道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新闻报道中。否则，你永远当不好记者。”

　　“实践是新闻专业学生必需的。”托平说，“你要观察和记录你要写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如果你不亲自采访，你就没有资格去写作。”

　　在重庆期间，90岁的托平，不断乘车穿越长江、嘉陵江大桥，四处观察访谈。

　　“我们家族六代人都在中国生活过。”托平夫人说，他们在中国有做牧师的，有当老师的，有当记者的，也有经商的。看着报告厅里多数大学生是女孩子，她说：“1891年，我爷爷在湖北襄樊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那个时候，中国的女子都裹着小脚。我奶奶经常在河边看到被溺死的女婴。而今天，中国学新闻的多半是女生。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

　　“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我们的家人不断离开中国，又不断回到中国。1891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爷爷奶奶为逃命离开中国；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混战，我全家再次逃命离开中国；上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我全家再次逃离中国；上世纪40年代，中国解放战争，我全家再次离开中国；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我全家再次逃离中国；1966年，我正在中国采访，‘文革’动乱，我又一次逃离中国。我们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这么多年来，中国再也没有战乱了。这是要十分珍惜的。”

　　“事实上，我们一家不断逃离中国，事后又回到这个国家，更加深了我们对中国的热爱。”托平夫人说。

　　“毛泽东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结束了中国的内乱，把中国大陆又重新统一起来，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今天一些人，包括记者，不了解整个中国的历史。这些人不知道他们是在直接与间接地干涉中国内政，如诺贝尔和平奖问题。由于他们不理解中国的历史，就很难接受中国的情绪化反应。”托平说。

　　“我完全同意这样一个中心观点，那就是中国在充满活力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会不断进步，中国人民的各项权利会进一步得到加强。”托平说，“在我看来，重庆的做法正是中国几代领导人所坚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延安到重庆，我作为一个记者整整走了64年。我发现，中国越来越成长和成熟了。”结束在重庆采访后，托平如此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