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们考入北大

    四个“七七级”北大学生

    刘鸿(前排左一)

    今年56岁，上大学前已经结婚生子，当过工人、政工干事，现在报社工作；

    陈鹤良(后排右二)

    今年55岁，上大学前任砖厂党委副书记，现在是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凌风(后排右三)

    今年52岁，上大学前当了9年工人，现在民族画报当记者，经常行走在少数民族地区；

    张铁林(后排右四)

    今年51岁，上大学前曾任饲养员、民办教师，现在杂志社工作。

    “我们是与邓小平同时代的人。”北大毕业生张爱平和她的同学至今喜欢这样称呼自己。

    张爱平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新闻班(2)的学生，他们是“七七级”，也就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批幸运儿。

    张爱平的大学班级有几个特点：全班34人没有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入学前有的是生产队宣传员，有的是工厂女工，有的是知青……

    另一特点是，因为高考停止了10年，同学间在年龄上也跨度很大，最大的31岁，最小的18岁，“老三届”占了近一半。

    这34个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

    陈鹤良当上了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陈鹤良如今是班里发展得比较好的一位同学，现是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但他考入北大，更是一个偶然。

    恢复高考时，陈鹤良已在一家砖瓦厂当上了党委副书记，因为担心组织不同意，陈鹤良迟迟不敢提出报考要求。直到临近报名结束时，陈鹤良看到厂里有一张多领的报名表，就产生了进考场试试自己水平的念头。

    被北大录取时，陈鹤良的母亲刚去世一个月。他拿到通知书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通知书放在母亲的遗像前，以告慰母亲。

    刘鸿上大学时已当上妈妈

    刘鸿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女生，考入北大时已30岁了，并已有一个念小学的女儿。

    有意思的是，当时刘鸿一家三口都在上学。她爱人在读社科院的新闻研究生，她女儿在读北京市实验二小。至今还珍藏着一张照片，照片上，三个人胸前都佩戴着校徽，照片取名“一家重点”。

    张铁林当时在班里生活比较贫困，是班里面拿过生活补助的人。入学前，他是生产队宣传员，民办教师。

    如今，刘鸿和张铁林都在新闻单位任职。

    凌风1977年参加高考时，只报了北大一个学校。那一年，他和姐姐一起考上了北大。

    高考前，他已经在北京玻璃研究所当了9年工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能分到工厂工作可算是幸运儿了。当时主要是考虑到凌风的姐姐已赴云南插队，所以学校没有安排凌风去插队。

    凌风分的是体温表车间的“缩喉”工序，也是所有工序中最精细、最费眼力的，需要在黑屋内操作，一天工作8小时。

    毕业后的凌风，工作相对稳定，一直在民族画报当记者，经常行走在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着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方式。凌风的作品被认为是认识中国少数民族的窗口，被国外很多媒体引用，他说工作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方式。